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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精神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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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七点,我准时起床。
脖子上的淤青淡了一些,下巴的瘀伤也从青紫转为暗黄,像两枚正在褪色的耻辱印章。我换上高领衫,仔细遮好,然后坐在梳妆台前化妆。粉底、遮瑕、散粉,一层层覆盖上去,像在修补一件破损的瓷器。
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很“正常”。眼下有熬夜的痕迹,但可以用眼霜和遮瑕膏处理。嘴唇有点苍白,涂上豆沙色的口红就好。头发梳顺,扎成低马尾,露出耳朵和脖颈——不,不能露脖颈,淤青还在。那就披着吧,用头发遮一遮。
一个标准的、得体的、三十岁职业女性的形象。脑科学研究员沈栖水,陆副教授的未婚妻,一个看起来一切正常的人。
如果忽略她包里装着一个碎娃娃和一块没有指针的怀表的话。
“早。”陆时从厨房探出头,手里端着煎蛋,“牛奶热好了,在桌上。”
“谢谢。”我在餐桌前坐下,拿起牛奶杯。温的,温度刚好。
陆时在我对面坐下,开始吃他的那份早餐。他吃相很好,动作斯文,连咀嚼的频率都几乎一致。我们像往常一样沉默地吃早餐,刀叉碰触瓷盘的声音,吞咽的声音,窗外偶尔传来的车流声。
一切都很正常。
太正常了。
“我今天要去城东的样本采集点。”陆时吃完最后一口煎蛋,拿起餐巾擦了擦嘴,“可能会晚点回来。”
“好。”我点头,“我下午也有会,应该不回来吃晚饭了。”
“需要我去接你吗?”
“不用,我自己打车。”
“好。”他站起身,拿起公文包,走到门口,又停下,回头看我,“栖水。”
“嗯?”
“无论发生什么,”他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晰地传进我耳朵里,“记住我爱你。”
然后他打开门,走了出去。
我坐在餐桌前,盯着面前空掉的盘子,很久没有动。
那句“我爱你”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心脏最柔软的地方,不深,但每次心跳都会带来细微的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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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半,研究所。
我打开电脑,邮箱里又有一封来自未知地址的邮件。这次没有主题,没有正文,只有一个附件,是一张扫描件。
我下载,打开。
是一页病历。泛黄的纸张,钢笔字迹,有些模糊,但还能辨认:
患者姓名:沈栖水
性别:女
年龄:10岁
就诊日期:2007年6月16日
主诉:选择性缄默,创伤后应激反应
现病史:患者于昨日目睹双胞胎妹妹坠楼,后出现言语功能丧失,对刺激反应迟钝,偶有惊恐发作……
诊断:急性应激障碍伴解离症状
治疗建议:心理干预,必要时药物治疗
医师签名:林文渊
林文渊。这个名字有点熟,但我一时想不起在哪听过。
我继续往下看,后面还有几页复诊记录。2007年7月,2007年9月,2008年1月……记录显示,我的症状在逐渐好转,但“对事件关键细节记忆模糊,存在明显的记忆回避行为”。
最后一页是2008年6月的记录:
患者自述开始出现“闪回”症状,能清晰回忆事发当日细节,但描述与现场证据存在矛盾。患者称“看见另一个自己”,建议转介精神科进一步评估。
医师意见:疑似解离性身份障碍(DID)早期表现,需密切观察。
家属拒绝转介,要求保守治疗。
解离性身份障碍。多重人格。
我看着这行字,感觉血液一点点变冷。
“看见另一个自己”。和当年做笔录时我说的话一模一样。和昨天在记忆缝隙里看见的场景,也一模一样。
所以,我所谓的“闪回”,可能根本不是时间穿越,而是精神分裂?是我在巨大的创伤后,分裂出了另一个人格,那个人格“以为”自己能回到过去?
不。不对。
如果只是精神疾病,怎么解释脖子上的淤青?怎么解释那个碎娃娃?怎么解释陆时手腕上的红痕?怎么解释老陈说的“手印”和“关上的窗户”?
还有,病历上写的是“家属拒绝转介”。哪个家属?父母?他们为什么拒绝?
我关掉病历,打开浏览器,搜索“林文渊江州心理医生”。
搜索结果跳出来。林文渊,江州市人民医院心理科前主任医师,已于2015年退休。现在在城东开了一家私人心理咨询室,还在执业。
我记下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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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研讨会冗长而乏味。我在台上念着关于“时间感知的主观性偏差”的论文,大脑却在同时处理另一套信息:
病历是真的吗?
林文渊还记得当年的事吗?
如果我真的有多重人格,那另一个“我”是谁?是记忆缝隙里的那个沈栖水,还是别的什么?
“沈老师?”提问环节,一个学生举手,“您提到在创伤记忆中,时间感知会被显著拉长。那如果一个人反复经历同样的创伤记忆,比如闪回,这种效应会累积吗?”
我看向那个学生,是个戴眼镜的女生,眼神认真。
“理论上会。”我说,尽量让声音平稳,“反复暴露会加剧记忆的情绪负荷,使时间感知扭曲得更严重。临床上,这常见于PTSD患者。”
“那如果,”女生推了推眼镜,“如果这个人不仅反复经历,还能在闪回中做出不同选择呢?就像……就像玩游戏存档读档一样。这会影响时间感知吗?”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然后有人低声笑起来。这问题听起来太像科幻小说了。
但我笑不出来。
“理论上,”我听见自己说,“如果一个人真的能‘改变’记忆中的选择,那影响的可能不仅仅是时间感知,还有她对‘自我’的认知。因为我们的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我做过这些选择,所以我成为这样的人’这个逻辑上。如果选择可以改变,那‘我’是谁?”
会议室更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我,包括坐在第一排的陆时。他微微侧着头,手指抵着下巴,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当然,”我补充道,努力挤出一个笑容,“这只是理论探讨。现实中,我们无法改变过去的选择。我们能做的,只有接受它们,然后继续往前走。”
掌声响起,研讨会结束。我走下讲台,手心全是汗。
陆时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
“讲得很好。”他说。
“谢谢。”我拧开瓶盖,喝了一大口。
“尤其是最后那段。”他看着我,眼神很深,“关于改变选择和自我认知的那段。很有洞见。”
“……随便说的。”
“是吗?”他笑了笑,没再继续这个话题,“晚上真不用我接你?”
“不用,我约了人。”
“谁?”
“一个老同学,好久没见了,聚聚。”我说谎了,而且说得面不改色。陆时点了点头,没再多问。
他看着我的眼睛,我也看着他的。我们像两个顶尖的棋手,在棋盘两端对坐,都知道对方在布局,却都假装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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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点,我提前离开研究所,打车前往城东。
林文渊的心理咨询室在一个老式小区里,一楼,带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些花草,打理得很整齐。我按门铃,等了一会儿,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花白头发,戴着金丝眼镜,穿着宽松的棉麻衬衫,看起来很温和。
“是沈小姐吧?”他微笑,“请进,我等你有一会儿了。”
我一愣:“您知道我要求?”
“早上有个人打电话,说你会来。”林文渊侧身让我进屋,“没说具体是谁,只说你会来问2007年的事。”
房间布置得很温馨,米色沙发,木质书架,角落里放着绿植。我在沙发上坐下,林文渊给我倒了杯茶。
“是您给我发的邮件吗?”我开门见山。
“邮件?”林文渊摇头,“我不太会用电脑,病历都是我手写的。你说的邮件,应该是别人发给你的。”
“那打电话的人是谁?”
“声音听起来很年轻,男性,说话很有礼貌,但没说自己是谁。”林文渊在我对面坐下,双手交叠放在膝上,“他只说,你今天会来,让我把当年的情况如实告诉你。还说你可能会不相信,但请我一定要说真话。”
我握紧了茶杯。温热的瓷壁熨帖着掌心,但我却觉得冷。
“林医生,”我看着他的眼睛,“2007年,我真的在你这里看病吗?”
“是。”林文渊点头,“你父母带你来的,主要是你母亲坚持。你父亲一开始不同意,觉得看心理医生丢人,但后来也妥协了。”
“我的症状……”
“选择性缄默,创伤后应激障碍,解离症状。”林文渊缓缓说,“你整整三个月没说过一句话。后来慢慢能说一些简单的词,但一提到那天的事,就会崩溃。再后来,你开始说一些……奇怪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