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南京浩劫：被历史尘封的六周》梅尔迪丝

9、第八章 国际社会的

　　南京安全区的设立，宛如黑暗中一盏摇曳的微弱烛光，为无数在战火中流离失所、惊恐万状的难民提供了短暂的庇护。然而，在日军的持续侵扰和恶劣环境的双重压迫下，安全区举步维艰，时刻在生死边缘挣扎。

　　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国际媒体迅速行动起来，如同一群勇敢无畏的正义使者，冲破了日军精心构筑的新闻封锁，将这一暴行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1937年12月15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契包德·特洛简·司迪尔凭借其敏锐的新闻嗅觉和大无畏的勇气，率先发表了题为《日军杀人盈万》的报道。在这篇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报道中，副题赫然写道“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 ，这一报道恰似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率先打破了日军妄图掩盖真相的弥天大谎，向全世界无情地揭露了南京城内那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的恐怖景象。仅仅三天后，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提尔曼·德丁发表了著名的报道《所有俘虏均遭屠杀》，文中首次使用“南京大屠杀”一词，凭借《纽约时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的影响力，这篇报道如巨石入水，迅速引发了世界舆论更为强烈的震动，使得更多人开始关注这场发生在中国的人间惨剧，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英国《泰晤士报》也于12月18日刊登了路透社记者莱斯利·C·史密斯的《恐怖的南京：劫掠、屠杀，占领者残暴的行径》 。在这篇报道中，史密斯以详实的笔触、生动的描述，为世人展现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12月15日，我们亲眼目睹日本人驱赶着上千名被捆绑得严严实实的中国人，让他们聚集在一块空旷的场地。随后，这些中国人被一小批一小批地带走，被迫屈辱地跪在地上，日军则冷酷无情地对着他们的后脑开枪。我们眼睁睁地观看了约有100起这样残忍的处决……” 这段文字，仿佛将读者瞬间带回到那个充满血腥与绝望的场景，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日军的残暴与冷酷，如同尖锐的利刃，刺痛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心。西班牙《洪水报》则将日军向南京进犯过程中那灭绝人性的杀人竞赛公诸于世，“两位日本军官野田和向井，竟然丧心病狂地打了一个赌，看谁能先用军刀残忍地杀死100名中国士兵……”这种毫无人性、令人发指的行为，一经报道，立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让全世界都对日军的恶行感到无比震惊和愤怒。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媒体的报道，犹如一份份铁证，确凿无疑地将日军的暴行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世界清晰地看清了日军的残暴面目，也使得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在国际上得以广泛传播，引起了全球正义之士的强烈谴责。

　　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迅速而强烈。许多国家的政府纷纷对日军的暴行表示严厉谴责，民众也自发地通过各种形式，如游行、集会等，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无比愤慨。美国政府虽然没有直接采取军事干预行动，但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明确表达了不满。美国民众更是展现出了深厚的同情心和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自发组织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积极筹集大量的物资和资金，源源不断地为南京的难民提供援助。在纽约繁华的街头，民众们纷纷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高举标语，大声疾呼，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坚决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媒体持续高度关注南京大屠杀的进展，不断深入报道日军的暴行和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国际社会的严厉质疑。然而，由于当时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并没有对日本采取实质性的制裁措施。在欧洲，各国正深陷自身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泥沼，自顾不暇，无暇顾及遥远的中国；而美国则深受孤立主义的影响，不愿过多地卷入国际事务。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日本的暴行得以继续肆虐，南京人民的苦难仍在无情延续。

　　1937年11月22日，在日军即将攻破南京防线的前夕，留驻南京的外国友人们怀着人道主义的伟大精神，为了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决定仿照de Besange神父在上海建立南市安全区的模式，建立“南京安全区”。他们迅速成立了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私人机构，并一致推举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担任主席。拉贝，这位德国商人，以其坚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无畏的勇气，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保护难民的重任。他在日记中庄重地写道：“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百姓在日军的屠刀下惨遭杀害，我要尽我所能，为他们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为他们提供一个温暖的港湾。”

　　国际委员会经过精心规划，划定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收容所。这些收容所，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成为了难民们最后的希望堡垒，每一处都承载着无数生命的殷切寄托，是他们在绝望中寻求生存的最后庇护所。

　　中国政府对安全区予以承认，并郑重承诺实现安全区的非军事化，同时积极提供给国际委员会现金、粮食和警察等必要的支持。日本方面虽表面上拒绝承认安全区，但却表示只要安全区没有中国军队驻扎，日军便不会对其进行攻击。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等，他们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和人道主义精神，在战火纷飞、危险四伏的环境中，积极筹备安全区的各项事务。他们不辞辛劳，四处奔走，想尽一切办法筹集物资，为难民们准备食物、药品和住所。拉贝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安全区筹备过程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以及他们为保护难民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他们绞尽脑汁，从各方积极筹集资源。有的成员甚至毫不犹豫地自掏腰包，拿出自己的积蓄购买食物和药品，只为了让那些在战火中挣扎的难民们能够获得生存的希望。

　　在安全区运作初期，大量难民如潮水般涌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国籍代理院长明妮·魏特琳，每天都要面对成百上千前来寻求庇护的妇女和儿童。她就像一位守护天使，竭尽全力维持秩序，耐心地为她们安排住处和食物。她常常从清晨忙碌到深夜，疲惫不堪，但依然坚守岗位，从未有过丝毫懈怠。她用自己的温暖和关爱，给予这些妇女和儿童无尽的慰藉，让他们在绝望中感受到了一丝人性的温暖。金陵大学教授、美国籍历史学家贝德士也积极投身于难民的安置工作，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四处协调各方资源，竭尽全力为难民们争取更多的生存机会。他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各个机构之间，与各方积极沟通，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为安全区争取到了更多的物资和支持。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成员们更是日夜忙碌，他们不顾自身安危，穿梭在难民之间，为受伤的难民提供及时的医疗救助。在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情况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寻找药品和医疗器械，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挽救了许多宝贵的生命，给那些在伤痛中挣扎的难民带来了生的希望。

　　尽管安全区的设立为部分难民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所，但在日军的不断侵扰下，安全区内的生活依旧充满了艰难险阻。日军占领南京后，背信弃义，并未遵守与国际委员会的约定，反而强行闯入安全区，肆意劫掠财物、□□妇女，丧心病狂地大肆抓捕青壮年并残忍杀害。在金陵中学，这里作为安全区之一，主要承担着保护妇女儿童的重任。期间，日寇曾多次不遵守安全区契约，连续两天闯入学校强抢妇女。面对日军的暴行，师生们惊恐万分，却又无能为力。直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得知后，迅速提出强烈抗议，日军的暴行才暂时得以停息。之后，大约40余名妇女儿童为了寻求更安全的庇护，又小心翼翼地转移到了这座钟楼的地下室，在极度恐惧和艰难的环境下，好不容易才幸存下来。拉贝故居也成为了难民们的重要庇护所，这道墙内的小院，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最多时能满满当当地挤上六百多号人 。拉贝先生就像一位勇敢的守护者，曾多次从屋里冲出来，毫不畏惧地呵斥爬上了庇护所墙壁想翻进来作恶的日寇离开。为了保护难民，院内还曾铺上纳粹党的旗帜，试图以此防止日军的轰炸；同时，妇女人手配备一只哨子，一旦日寇翻进来意图侵害，她们便立马吹响哨子，拉贝先生听到哨声后，就会马上赶来制止日军的暴行。这些场景，无不生动地展现了安全区在日军侵扰下的艰难处境，也深刻体现了拉贝和其他国际友人对难民的无私保护和深切关爱。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面对日军的恶劣行径，多次向日本使馆及日军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强烈要求他们按照国际惯例对安全区予以保护。拉贝、魏特琳等委员会成员，通过书信、报告等形式，详细记录日军在安全区内的种种暴行，并想尽办法将这些资料传递给外界，希望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借助舆论的力量对日军形成强大的压力。然而，日军却对国际规则和人道主义精神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暴行并未有丝毫收敛。在一次抗议中，拉贝愤怒地对日军代表说道：“你们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准则，是对人类文明的公然亵渎！你们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但日军对此充耳不闻，依旧在安全区内肆意妄为，继续对无辜的难民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安全区内，难民们不仅要时刻面对日军的威胁，还面临着物资短缺的严峻困境。食物、药品的供应时常中断，许多人在饥饿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中苦苦挣扎。孩子们由于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教育机会，他们的童年被战争的阴影彻底笼罩，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迷茫，原本天真无邪的笑容早已消失不见。妇女们则时刻生活在恐惧之中，整日提心吊胆，担心随时会遭受日军的侵害，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尽管处境如此艰难，安全区内的人们依然相互扶持，共同抵抗着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一些难民自发组织起来，积极协助国际委员会分发物资、照顾伤病员，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存意志和伟大的互助精神。在这个小小的安全区内，人们用彼此的温暖和力量，诠释了人性的光辉和对生命的执着热爱。

　　1938年1月底，日军强迫安全区内难民还家，并虚伪地声称已经恢复了南京城的秩序，但实际上，杀戮依然在南京城的各个角落无情地继续着。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至此，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的原有架构不复存在，最后一批难民营也被迫于1938年5月关闭。南京安全区虽然最终没能完全保护好所有难民，但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所发挥的作用不可磨灭。它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为无数人提供了生存的希望，成为了黑暗中的一座灯塔，照亮了人们心中对和平的渴望。它见证了人性的丑恶，也展现了人性的光辉，让人们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时光悄然流转，八十多年后的2024年和2025年，那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再次因几位外国友人的无私善举而被重新唤起，也让更多人有机会直面那段沉重如山的历史。

　　2024年，一位美国民间收藏家在整理家族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本尘封已久、布满岁月痕迹的相册。这本相册是其祖辈在二战期间于中国任职时精心留存下来的，其中竟有多张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时期的珍贵照片。照片里，南京城往日的繁华已荡然无存，大街小巷满目疮痍，尽是残垣断壁，无辜百姓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街头，日军那狰狞、凶残的面目在画面中清晰可辨。有一张照片显示，一群日军如饿狼般肆意劫掠一家店铺，店内的商品被翻得乱七八糟，店主瘫倒在地，眼神中充满了绝望与无助，仿佛整个世界都已崩塌；还有一张照片拍到了南京城中一处被烧毁的房屋，熊熊大火虽已熄灭，但废墟中，一位母亲正抱着死去的孩子悲痛欲绝，她那撕心裂肺的哭号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直击每一个观看者的内心深处，让人不禁为之动容落泪。这位收藏家深知这些照片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地决定将其公之于众，并主动联系上了相关的历史研究机构，希望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能够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提供全新的线索和有力的证据。他坚定地表示：“这些照片是历史最真实的见证，它们不应该被岁月遗忘在黑暗的角落里，我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要让更多人看到日军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铭记这段惨痛的历史。”

　　2025年2月15日，一位名叫马库斯·德雷特斯（Marcus Detrez）的法国小伙的到来，在中国掀起了一阵强烈的热潮。他带着622张记录日军侵华历史的珍贵照片，不远万里抵达北京，怀着诚挚的心意，希望能够将这些照片无偿捐赠给中国。这一举动不仅是对历史的深情缅怀，更是中法两国深厚友谊的生动见证。马库斯的外祖父罗杰·皮埃尔·劳伦斯曾在上世纪30年代踏上上海这片土地，并在那里结识了不少当地的朋友。在二战期间，劳伦斯凭借手中的相机，拍摄了大量记录日军侵华暴行的照片。这些照片中，有日军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的惨烈场景，炸弹如雨点般落下，上海城瞬间陷入一片火海，无数生命在战火中消逝；有上海四行仓库在战火中顽强坚守的画面，战士们浴血奋战，用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还有日军对平民犯下的种种暴行，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日军的残暴与罪恶。大部分照片背后，还有外祖父劳伦斯亲手写下的备注，这些备注犹如历史的旁白，更加详细地记录了照片背后的故事。其中一张照片拍摄的是黄浦江面，江面上漂浮着许多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江水被鲜血染得通红，劳伦斯在照片背后写道：“我带着儿子在黄浦江上，他天真地问我这些是什么，我实在无法告诉他这是尸体，只能骗他说这些是游泳者，用躺着的姿势游泳。”还有两张照片展示了上海龙华寺被日军损毁前后的景象，曾经庄严宏伟、香火鼎盛的寺庙，在日军的炮火无情轰击下，沦为一片凄惨的废墟，只剩残垣断壁在风中默默诉说着曾经的辉煌与如今的悲惨，令人痛心疾首，悲愤交加。

　　马库斯在2021年收拾外祖父的车库时，偶然间发现了这本被小心翼翼保存在防水袋里的相册。当他第一次轻轻翻开相册，看到那些触目惊心的照片时，内心顿时充满了震惊与愤怒，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涌上心头。他难以想象，在那段黑暗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究竟遭受了怎样的苦难与折磨。他深知这些照片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非凡，它们是历史的铁证，是中国人民苦难的见证。于是，他毅然决定将它们无偿捐赠给中国，让更多人了解这段真实的历史，铭记历史的伤痛。为了完成这次意义重大的捐赠，马库斯经历了诸多波折。从2024年5月份开始，他们就积极联系大使馆，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才得以成行。在抵达北京后，他们一刻也没有耽搁，立即联系了国家文物局，表示愿意全力配合鉴定工作，确保这些照片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在等待国家文物局鉴定结果的同时，马库斯和他的两位好友松松和士杰（Bastien RATAT）在北京相聚，并精心计划了接下来的行程。他们不仅希望顺利完成照片的捐赠，还怀揣着一个心愿，那就是探寻外祖父当年在上海生活的地方，并尝试寻找照片中外祖父中国朋友的后代。马库斯深情地说：“我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的真相，铭记过去的惨痛教训。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深刻吸取教训，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他的这一行为，引发了公众对于日军侵华历史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也让更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那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唤起了人们对和平的向往与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