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的灵光》小字赵宁

8、第八章 逝去的王国 那封信，是

　　那封信，是母亲寄来的。

　　信封是那种最常见的、牛皮纸的，上面贴着四分钱的邮票，邮戳已经模糊了，只能隐约看出“上海”两个字。信很短，只有几行字，是母亲那熟悉的、有些颤抖的笔迹：

　　念知：

　　你父亲病重。想见你一面。速归。

　　母字

　　我拿着那封信，站在宿舍门口，看了很久很久。每一个字都认识，可连在一起，却像一种陌生的语言，怎么也读不懂。

　　父亲。病重。想见你一面。速归。

　　这些词，一个一个地，落在我心里，像石头落入深潭，只发出沉闷的、钝钝的响声，没有回音。

　　父亲。那个在我童年里只是一个模糊影子的人。那个身上总带着烟草、汽油、远方气息的人。那个最后一次回来，和我母亲谈了一个月，然后便再也没有回来的人。那个我几乎已经忘记了他的脸、他的声音、他的一切的人。

　　他病重了。想见我一面。

　　我站在那里，很久很久。直到有人拍我的肩膀，问我怎么了，我才惊醒过来，摇摇头，说没什么，然后转身，回宿舍收拾东西。

　　那天下午，我便上了回上海的火车。

　　火车开得很慢，哐当哐当地，一节一节地，碾过那些我不知道名字的地方。窗外的景色，是灰蒙蒙的——灰的天，灰的地，灰的树，灰的房。一切都像是褪了色的照片，没有生气，也没有温度。我坐在窗前，望着那灰色的世界一点一点地往后退，心里却什么也想不了。只是空着。空荡荡的，像一个被掏空了的容器。

　　不知过了多久，天黑了。车厢里亮起了灯，昏黄的，照在那些疲惫的脸上。有人在打瞌睡，有人在小声地说话，有人在吃那难吃的、用纸包着的干粮。我什么也吃不下，只是坐着，望着窗外那一片漆黑。

　　偶尔经过一个小站，会有几盏灯，一闪而过。那灯光，昏黄的，温暖的，却又那么短暂，那么遥远。我看着它们，心里忽然想起林雪信里写的那些话——此刻，不是永远。

　　是啊，此刻，不是永远。可有些此刻，一旦过去，便再也回不来了。比如那个夏天，那座山，那场雾。比如那些信，那些等待，那些从字里行间读出的沉默的声音。比如，父亲。

　　父亲。他在我心里，到底算什么？

　　我想起很小时候的事。那时我们还没搬走，还住在那栋有白色房门的楼里。父亲偶尔回来，会把我抱在膝头，指着窗外的月亮，教我背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他的声音，低低的，沉沉的，像大提琴的某一个音。他身上的气息，混着烟草和汽油，还有一点淡淡的、我说不清的什么。那气息，让我觉着，他来自很远的地方，一个我从未去过、也永远不会去的远方。

　　我想起有一次，他带我去兆丰公园。那是我记忆里，唯一一次单独和他出门。他牵着我的手，走在那条长长的、两边种满梧桐的路上。他的手很大，很暖，把我的小手整个儿包在里面。我走在他旁边，要仰起头，才能看见他的脸。他的脸，被阳光照着，半明半暗，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记得他偶尔低下头，看我一眼，嘴角浮起一丝笑。那笑，很淡，却让我觉着，他是喜欢我的。

　　那天，他给我买了一个气球。红色的，圆圆的，用一根细线牵着，飘在我头顶上。我拉着那根线，觉得它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后来，线断了，气球飞走了，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最后变成一个红色的小点，消失在蓝天里。我哭了。他蹲下来，用手擦去我的眼泪，说：“别哭。以后，再给你买一个。”

　　以后。那个“以后”，一直没有来。

　　那些，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我几乎以为，那是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的事，我只是听说过，只是想象过，只是梦见过的。可此刻，在火车上，在哐当哐当的响声里，在窗外那片无边的黑暗里，它们又都回来了，清清楚楚地，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

　　原来，那些我以为早已忘记的事，一直还在。只是沉在记忆的深处，等着某个时刻，被唤醒。

　　而那个时刻，就是此刻。

　　火车到上海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我下了车，挤过人群，走出车站。外面是那条熟悉的、乱糟糟的街道，有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热气；有拉客的黄包车夫，扯着嗓子喊；有匆匆赶路的人，脸上带着睡意和疲惫。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

　　我坐上一辆黄包车，说了那个医院的地址。车夫跑起来，车轮在石板路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我坐在车上，看着两边的街景往后退，心里却什么也想不了。只是空着。空荡荡的，像那个被掏空了的容器。

　　医院是一栋灰色的、旧式的楼，门口有人进进出出，脸上都是那种医院特有的、凝重的表情。我走进去，问了护士，找到那间病房。

　　房门是关着的。白色的门，和母亲房间那扇门不一样的白，是那种医院特有的、冷冷的、毫无生气的白。我站在门前，忽然不敢伸手去推。

　　我不知道门后面，会是什么。

　　一个我几乎已经忘记的人。一个在我童年里只是一个模糊影子的人。一个说“以后，再给你买一个”、却再也没有兑现的人。他此刻，就躺在那扇门后面，等着我。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

　　病房很小，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个床头柜。窗子开着一点缝，白色的窗帘被风吹得微微飘动。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地上，落在那张床上，落在那个人身上。

　　那个人，躺在床上。

　　他瘦得几乎只剩一把骨头。脸上没有血色，灰黄的，像一张旧报纸。眼睛闭着，嘴唇也是灰的，微微张着，露出里面干裂的、发白的舌头。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病号服，太大了，空荡荡地挂在身上，显得他更加瘦小。

　　这就是父亲？

　　那个曾经把我抱在膝头、教我背诗的人？那个曾经牵着我的手、在公园里走的人？那个身上总有远方气息的人？

　　我站在那里，不敢走近。只是看着那张陌生的、几乎认不出来的脸，看着那灰黄的皮肤，那干裂的嘴唇，那微弱得几乎看不见的呼吸。

　　母亲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她看见我，站起身，走过来，轻轻拉住我的手。她的手，也是凉的，和我的一样。

　　“来了？”她问。声音很轻，像怕惊醒什么。

　　我点点头。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说不出话来。

　　她拉着我，走到床边。她在床沿坐下，弯下腰，对着那个人，轻轻地说：“念知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

　　那个人，动了动。眼皮，很慢很慢地，抬起来。

　　那双眼睛，露出来了。

　　那眼睛，和记忆中不一样了。浑浊了，灰暗了，像两口快要干枯的井。可那眼神，那看着我的眼神，还是让我认出来了。是父亲。是那个曾经看着我、嘴角浮起一丝笑的人。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久得我以为，他不会说话了。

　　然后，他的嘴唇，动了动。发出一个很轻很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

　　“念……知……”

　　那是我的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穿过很厚很厚的什么，传来的回声。

　　我张了张嘴，想叫一声“爸爸”。可那两个字，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出不来。

　　他又看了我一眼。然后，眼皮慢慢地，又阖上了。像一盏灯，被人轻轻地，吹灭了。

　　母亲站起身，拉着我，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她终于忍不住，哭了。那哭声，是压抑的，是断断续续的，是和我童年里夜里听见的那些声音一模一样的。我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肩膀一耸一耸的，想伸手抱住她，可手抬起来，又放下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自己。

　　我只是站在那里，听着她的哭声，听着走廊里偶尔走过的脚步声，听着远处传来的、不知哪个病房里的、隐隐约约的呻吟声。那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片灰蒙蒙的雾，把我包围起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那个叫“父亲”的人，就要死了。那个在我生命里只是一个模糊影子的人，就要永远消失了。而我和他之间，那些未说的话，那些未解的结，那些未完成的“以后”，都再也没有机会了。

　　永远，没有机会了。

　　那天夜里，父亲走了。

　　护士来通知的时候，我和母亲正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谁也没有说话。护士说得很轻，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母亲听了，没有哭，只是站起身，走进病房。我跟在后面，也走了进去。

　　他躺在那里，和白天一样。只是胸口不再起伏了，脸上那种微微的、痛苦的表情，也没有了。只剩下一张平静的、灰白的脸，像一尊蜡像。

　　母亲站在床边，看着那张脸，看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轻轻地，把他的眼睛阖上。那动作，很慢，很轻，像怕弄疼他似的。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夏夜，那道门缝后面，她独自望着镜子的背影。那个背影，那么孤单，那么遥远。可此刻，她站在那里，站在一个刚刚死去的人面前，却比那个背影，更孤单，更遥远。

　　因为那个背影，还有我在看。可此刻，她心里的那些东西，我永远也无法看见，无法懂得。

　　她转过身，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种空空的、什么都装不下的、巨大的空洞。

　　“走吧。”她说。

　　她拉着我的手，走出病房，走出那栋灰色的楼，走进外面那沉沉的夜色里。

　　夜风是凉的，吹在脸上，像看不见的手，轻轻地抚摸。我抬起头，看见天上有很多星星，密密麻麻的，闪闪烁烁的。那么多，那么亮，那么远。

　　我想起小时候，父亲教我背的那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时我不懂，月亮的光，怎么会像霜。可此刻，我忽然懂了。因为凉。因为那种从心里漫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凉。

　　父亲走了。那个叫我名字的人，走了。

　　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有人，用那种声音，叫我的名字了。

　　接下来的几天，是办丧事。

　　来的人不多。几个远房的亲戚，几个父亲生前的同事，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来了，鞠个躬，说几句安慰的话，然后便走了。他们的脸，在我眼前晃过，模糊的，记不住的。只有一句话，记住了：

　　“节哀顺变。”

　　节哀顺变。那四个字，像四颗钉子，钉在我心里。可我不懂。哀怎么节？变怎么顺？那些堵在心里的、沉甸甸的东西，要怎么才能放下？

　　母亲一直在忙。忙着招呼客人，忙着料理后事，忙着处理那些我永远也弄不清的琐事。她不哭，也不多说，只是做。做那些必须做的事，一件一件地，慢慢地，耐心地，做。

　　有一天晚上，客人散尽了，只剩下我和她。她坐在那里，望着父亲的遗像，很久很久。然后，她忽然开口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走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从来不知道。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讲了起来。

　　讲他年轻时的事。讲他们怎么认识，怎么结婚，怎么有了我。讲他在洋行里做事，后来自己出来做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远。讲他后来认识了一个女人，那女人，是他的合伙人，年轻，能干，和他一样，喜欢远方。讲他回来商量离婚的那个月，讲她不同意，讲他要带我走，讲她宁肯一个人，也要把我留下。

　　讲他走了以后，那些年，她是怎么过的。等他来信，等他回心转意，等他回来看看我。可他没有。信越来越少，越来越短，最后，便没有了。直到几个月前，有人带信来，说他病了，病得很重，想见见我和孩子。

　　“我本来不想让你来的。”她说，“可后来想想，他毕竟是你父亲。见一面，是一面。”

　　她讲完了。屋子里很静，只有墙上的钟，还在嗒嗒地响。

　　我看着她。她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那么老，那么疲惫。那些年，她一个人，是怎么过的？那些等待的日子，那些没有回音的日子，那些夜里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都是怎么过来的？

　　我想问她。可张了张嘴，什么也问不出来。

　　因为那些问题，太大了。大得没有答案。大得只能自己承受，自己消化，自己变成脸上的皱纹，心里的空洞，眼里的空。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真正地，懂了母亲。

　　懂了她的孤单，她的沉默，她的那些年。懂了那扇白色的门后面，藏着的是什么。懂了那个夏夜，那道门缝后面，那个望着镜子的背影，心里在想什么。

　　可懂了，又如何？那些年，已经过去了。永远地，过去了。

　　父亲的后事办完以后，我开始整理他的遗物。

　　东西不多。几件换洗的衣服，几本旧书，一些信件和文件，还有一个小小的、木头的盒子。衣服和书，母亲说，可以捐掉，或者烧掉。文件要留着，以后或许有用。那个小盒子，她让我打开看看。

　　我打开那个盒子。

　　里面是一些零碎的东西。一枚旧怀表，已经不走字了，表面的玻璃碎了，留下几道深深的裂纹。一块手帕，叠得很整齐，边角已经发黄，上面绣着一个我认不得的字。几张照片，黑白的，褪了色的，有父亲年轻时的单人照，有他和几个我不认识的人的合影，还有一张，是他和母亲的结婚照。

　　那张结婚照上，他们都那么年轻。父亲穿着西装，母亲穿着旗袍，两个人并肩站着，面对着镜头，脸上带着那种新婚的、幸福的笑。那笑，是真的。不是摆出来的，是从心里漾出来的、真正的笑。

　　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原来，他们也有过那样的日子。那样的年轻，那样的相爱，那样的以为会一辈子在一起的日子。

　　可一辈子，那么长。长到可以改变一切，长到可以让那笑，变成空洞，变成沉默，变成一辈子的等待和孤单。

　　照片下面，是一封信。

　　信封是空白的，没有地址，没有名字。我抽出里面的信纸，展开来。

　　信很短。只有几行字，是父亲的笔迹：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请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儿子沈念知。

　　下面，是写给我的话：

　　念知：

　　我这一生，做过很多错事。最大的错，是离开了你和你母亲。这些年，我常常想起你，想起你小时候，我抱着你，教你背诗，带你去公园，给你买气球。那些日子，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日子。

　　我不求你原谅我。只求你，好好照顾你母亲。她比我苦，比我难，比我值得。

　　好好活着。替我活着。

　　父字

　　我拿着那封信，手在抖。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跳进眼睛里，跳进心里，跳进那些我以为早已干涸的、最深处的地方。

　　原来，他想过我。那些年，他一直想过我。原来，他知道自己错了。原来，他最后想说的，是这些话。

　　可这些话，为什么不在他活着的时候说？为什么非要等到他走了，才让这封信，落在我手里？

　　我抬起头，想找母亲，把这封信给她看。可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和那些遗物，和那封信，和那些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

　　我坐在那里，很久很久。然后，把那封信，折好，放回那个小木盒里。和那枚碎了的怀表，和那块发黄的手帕，和那张褪了色的结婚照，放在一起。

　　那是父亲留给我的，全部。

　　回学校的前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那个老房子。

　　就是那栋我们曾经住过的、有白色房门的楼。它还在，还是那副旧旧的模样，灰色的墙，暗红色的窗框，门口那棵梧桐树，更高了，也更老了。

　　我站在楼下，望着二楼那扇窗户。那曾经是母亲的房间，是那扇白色房门后面的窗户。窗帘已经换了，不是以前那种米色的，是一种很鲜艳的、大红色的。我知道，里面住的，已经不是我们了。是别的人，别的生活，别的故事。

　　可我站在那里，还是看了很久。仿佛能透过那新窗帘，看见当年的母亲，坐在梳妆台前，慢慢地化妆，慢慢地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仿佛能看见那个小小的我，站在她身边，看着她回头对我笑。仿佛能看见那个夏夜，那道门缝后面，那个望着镜子的、孤单的背影。

　　那些画面，一个一个地，在我脑海里闪过，像一部褪了色的老电影，无声的，黑白的，却那么真切，那么近，近得仿佛伸手便能触到。

　　可我知道，我触不到。它们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的事，只能看，只能想，只能回忆。再也回不去了。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直到天黑了，路灯亮了，那扇窗户里也亮起了灯，那鲜艳的红窗帘，被灯光映着，透出一种陌生的、温暖的光。

　　我转身，走了。

　　走在那些熟悉的弄堂里，走过那些熟悉的转角，走过那家还在的烟纸店，走过那棵还在的梧桐树。一切都还在，可一切都不再属于我了。

　　那个叫“家”的地方，那个有母亲、有父亲、有那扇白色房门的地方，已经不在了。永远地，不在了。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逝去的王国”。

　　那个王国，不是父亲，不是母亲，不是那栋房子，不是那些年。那个王国，是一个时代，一个所有的人都还在、所有的事都还没有发生的时代。在那个王国里，父亲还在，母亲还年轻，我还可以站在母亲身边，看她化妆，看她回头对我笑。在那个王国里，还有外公的书房，姨母的花园，外婆家的周日下午，庐山上的雾，还有林雪的那些信。

　　可那个王国，已经逝去了。永远地，逝去了。

　　而我，是一个被放逐的人。一个只能在回忆里，一次次地，回去看看的人。

　　回到学校以后，日子又恢复了正常。

　　上课，下课，看书，吃饭，睡觉。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可一切，又都不一样了。因为我的心里，多了一个空洞。那个空洞，是父亲留下的，是那封信留下的，是那个逝去的王国留下的。

　　那个空洞，不大，却很深。深得看不见底。有时我以为它填满了，可一静下来，它又在那里，空空的，冷冷的，提醒我，有什么东西，再也回不来了。

　　陈勉之似乎看出了什么。有一天晚上，他问我：“你还好吗？”

　　我点点头。说还好。

　　他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说：“不好也没关系。不好，也是可以的。”

　　那一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一扇一直锁着的门。那扇门后面，是那些我一直不敢碰的东西——悲伤，失落，恐惧，还有对那些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的困惑。

　　我看着他，忽然想说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那些东西，太大了，太乱了，太说不清了。怎么说呢？怎么说才能让人懂？

　　他似乎明白我的为难。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走，去陈先生那儿。”

　　于是，我们又去了那条长长的弄堂，那栋灰色的洋房，那个永远温暖、永远安静的沙龙。

　　陈先生还是坐在那张藤椅里，看见我们，点点头，没有说话。沈阿姨端了茶来，放在我面前，那茶，热热的，香香的，喝一口，从舌尖一直暖到胃里。

　　那天沙龙里的人不多。音乐还是那低沉的、悠长的大提琴曲。灯光还是那昏黄的、温暖的灯光。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可我知道，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因为我的心里，多了一个空洞。那空洞，让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我坐在那里，听着音乐，喝着茶，看着那些熟悉的书脊，熟悉的画，熟悉的人。渐渐地，心里那空洞，不那么空了。不是填满了，是……被别的东西，暂时地，盖住了。被那音乐，那灯光，那茶香，那些熟悉的事物，轻轻地，盖住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为什么陈先生的沙龙，会一直开着。不是因为他需要热闹，不是因为他喜欢有人陪着。是因为有些人，需要一个地方，一个可以暂时忘记、暂时安放自己的地方。

　　而我就是那样的人。一个需要暂时忘记的人。

　　临走的时候，陈先生忽然叫住我。

　　他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很深的、我看不懂的东西。然后，他说：“你父亲的事，我听说了。节哀。”

　　我点点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人这一生，要经历很多次失去。每一次失去，都会在心上，留下一道疤。那些疤，不会消失。可它们，会慢慢变成你的一部分。变成让你更懂得自己、也更懂得别人的一部分。”

　　他顿了顿，望着窗外那片漆黑的夜，轻轻地说：“这就是活着。这就是活着的代价。也是活着的意义。”

　　我听着，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他的侧影，在昏黄的灯光下，那么老，那么静，那么远。

　　然后，我转身，走了。

　　走在那条长长的弄堂里，走在那些法国梧桐的影子里，走在初冬的、凉凉的夜风里。心里想着他的话。那些话，像一粒种子，落在我心里那个空洞里，慢慢地，生根，发芽。

　　活着。活着的代价。活着的意义。

　　我不知道，我会活出什么意义。可我知道，我会活着。替父亲活着，替母亲活着，替那些逝去的、再也不会回来的人活着。把他们留在我心里的那些东西，带着，走下去。

　　一直走下去。

　　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我坐在这病榻上，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陈先生那些话的意思。

　　那些失去，那些疤痕，那些空洞——它们真的没有消失。它们一直都在。可它们，也真的成了我的一部分。成了让我懂得悲伤、也懂得安慰的一部分。成了让我懂得失去、也懂得珍惜的一部分。成了让我懂得时间、也懂得记忆的一部分。

　　父亲走了。母亲后来也走了。外公走了，姨母走了，陈先生走了，陈勉之也走了。那些我爱过的、恨过的、怨过的、念过的人，一个一个地，都走了。

　　可他们留下的那些东西——那些画面，那些声音，那些气息，那些话，那些信，那些笑，那些泪——都还在。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心里，在这本厚厚的手稿里。

　　它们，就是那个逝去的王国。

　　那个王国，虽然逝去了，却从未消失。它只是从现实的世界，搬到了记忆的世界。在现实的世界里，它可以被时间摧毁，被遗忘掩埋，被死亡终结。可在记忆的世界里，它永远完好无损，永远停留在那一刻。

　　父亲还年轻，还抱着我，教我看月亮，背唐诗。母亲还坐在梳妆台前，回头对我笑。外公还坐在藤椅里，望着窗外的暮色。姨母还在玉兰树下，揉着那一团糯米粉。林雪还坐在涧边的石头上，望着流水，说“习惯了”。

　　他们都还在。在那个王国里，永远，永远都在。

　　而我，是一个可以随时回去的人。只要闭上眼，只要拿起笔，只要让那些记忆，从深处浮上来，我就能回去。

　　回去看他们。回去陪他们。回去做那个小小的、站在门外的、等着被允许进去的孩子。

　　这就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这就是我这一生，唯一真正拥有的东西。

　　窗外，天快亮了。

　　远处的天际，开始泛起一丝淡淡的、青白色的光。那光，很弱，却一点点地，把夜色推开，推开，直到整个世界，重新亮起来。

　　我放下笔，看着窗外那片渐渐亮起来的天。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的感觉。

　　父亲走了。可我想，他终于可以安心了。因为他留给我的那封信，那些话，我都记住了。我会好好活着。替他活着，也替我自己活着。

　　而此刻，天亮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新的记忆，或许正在等着我。等着我去打捞，去书写，去珍藏。

　　我拿起笔，翻开新的一页。

　　第八章，写完了。

　　可那个逝去的王国，还会继续在我心里，在我笔下，一次一次地，重新活过来。

　　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