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昔的灵光》小字赵宁

12、第十二章 意外的相遇 那封信，是

　　那封信，是秋天快结束的时候寄到的。

　　信封是白色的，很薄，上面用繁体字写着我的名字和学校的地址。邮戳是台北的。台北。这两个字，像两块石头，落在我心里那片已经很久没有波澜的水面上，激起了层层涟漪。

　　我拿着那封信，看了很久很久。会是谁呢？那个从未谋面的小舅舅？还是他的后人？还是别的什么人？

　　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信纸，同样很薄，几乎透明。展开来，信是用钢笔写的，字迹清秀而有力：

　　沈念知先生：

　　冒昧来信，望见谅。家父沈维翰，已于去年冬天过世。临终前，他提起大陆的亲人，提起有一个外甥，名叫沈念知。他留下一封信，嘱托我务必找到你，亲手交到你手中。

　　我多方打听，终于得知你的地址。随信奉上家父遗信。若有回音，请寄至以上地址。

　　沈念华敬上

　　沈念华。念华。这个名字，让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念华，念知——小舅舅给他的孩子取名，也用了一个“念”字。是因为想念大陆吗？想念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

　　信封里，还有另一封信。更旧，更黄，折痕处已经有些磨损了。我小心翼翼地展开，信上的字，已经有些褪色，却依旧清晰可辨：

　　念知吾甥：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当已经不在了。有些事，憋在心里几十年，不说出来，死不瞑目。

　　民国三十七年秋天，我带走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是沈家几代人的心血，是外公留给我的。可那些东西，也成了祸根。有人盯着它们，想要夺走。我不得不走。带它们走，是为了保护它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们。

　　这些年，我无数次想回来，想见见母亲，见见大哥，见见你母亲。可隔着这一道海峡，回不来。后来，母亲走了，大哥走了，你母亲……我不知道她还在不在。我只能等。等到老，等到死。

　　那些东西，我一直留着。等着有一天，能亲手交还给沈家的人。可我回不去了。所以，我把它们留给了念华。她是我唯一的女儿，也是沈家唯一的血脉了。

　　你若有心来台北，可以找念华，让她带你去看看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本就应该属于你们。

　　替我，给故乡磕个头。

　　舅沈维翰绝笔

　　信的最后，没有日期。可我知道，那是在他临终前写的。那些字，有些歪斜，有些颤抖，像是一个力气已经用尽的人，拼尽最后的力气，留下的最后的话。

　　我拿着那封信，手在抖。那些字，一个一个地，跳进眼睛里，跳进心里，跳进那些我以为已经平静了的、最深处的地方。

　　小舅舅。他也在等。等了四十年。等到死。

　　他带走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是“祸根”？为什么有人要夺走它们？他说的“保护我们”，是什么意思？

　　这些问题，比之前更多，更乱，更让人无法平静。可有一个念头，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

　　我要去台北。去见那个叫沈念华的表姐。去看那些小舅舅留了一辈子的东西。

　　那个冬天，我开始办去台湾的手续。

　　在那个年代，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填很多表，要跑很多部门，要等很久很久的审批。我一边等，一边继续着日常的生活——上课，看书，去陈先生的沙龙。可心里，一直装着那件事。装着那个从未谋面的小舅舅，装着那封绝笔信，装着那些等待了四十年的东西。

　　陈勉之知道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你应该去。不管那些东西是什么，那是你小舅舅留给你的。是他一辈子的念想。”

　　陈先生也说：“去吧。有些事，必须亲眼看见，才算完。”

　　只有母亲，听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沉默了更久。她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很久很久，不说话。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可最后，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光。

　　“你小舅舅，”她说，“我小时候，最喜欢他。他总是笑，总是逗我开心。他走的那天，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再也见不到了。”

　　她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你去了，替我看看他。看看他住过的地方，看看他留下的人。告诉他，姐姐，一直想着他。”

　　我点点头。那一刻，我看见母亲眼里，有泪光在闪。

　　那是第一次，我看见母亲为小舅舅哭。四十年了，那些眼泪，一直藏在心里，此刻，终于流了出来。

　　第二年春天，手续终于办好了。

　　临行前，我去了一趟陈先生的沙龙，向他告别。陈先生坐在那张藤椅里，看着窗外，好像在想什么。我进去的时候，他转过头，看着我，笑了笑。

　　“要走了？”

　　我点点头。

　　他从旁边的茶几上，拿起一样东西，递给我。是一本书，很旧了，封面的字已经模糊。我接过来，翻看——是一本诗集，木心的《我纷纷的情欲》。

　　“带着。”他说，“路上看。”

　　我点点头，把书放进包里。

　　他又说：“有些事，去了就知道了。有些事，去了也未必知道。不管知道不知道，都要回来。回来，告诉我们。”

　　我点点头。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这些年，陈先生一直是那个站在我身后的人，看着我，由着我，从不干涉，从不打扰。可他一直都在。在我需要的时候，给我书，给我话，给我那些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

　　“我走了。”我说。

　　他点点头，没有再说话。

　　我转身，走出沙龙，走进那条长长的弄堂，走进那春天的阳光里。走出很远，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色的洋房，那扇熟悉的门，那个永远温暖的窗口——它们还在那里。和陈先生一样，一直，一直都在。

　　从上海到台北，没有直航。要先飞香港，再转机。

　　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起飞的时候，窗外的地面越来越远，房子越来越小，人越来越看不见。最后，只剩下一片茫茫的白云，在下面，像海。我靠在窗边，望着那片云海，心里想着很多事。想着那些年，那些人，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想着此刻，我正在飞向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去见一个从未谋面的人，去看一些等待了四十年的东西。

　　飞机在香港降落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我在机场等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登上了去台北的飞机。

　　这一次，飞得很短。刚起飞不久，飞机就开始下降了。窗外的云渐渐散去，下面出现了海，然后是陆地，然后是城市。那城市，密密麻麻的，和我熟悉的上海不一样。它更乱，更杂，更像一个没有规划过的、自己长出来的东西。

　　飞机降落了。我走出机场，外面是陌生的天空，陌生的风，陌生的气息。那气息，混着潮湿，混着草木的清香，混着一种说不出的、属于南方的、暖洋洋的味道。

　　我站在机场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台北。我来了。

　　按照信上的地址，我找到了沈念华的家。

　　那是在台北市郊的一个小镇，叫淡水。坐火车去，要一个小时。火车沿着海边走，窗外是蓝蓝的海，灰灰的天，和一些零星的、叫不出名字的小岛。我看着那些海，那些天，那些岛，心里忽然想起小舅舅。四十年前，他坐船来的那天，看见的，也是这样的海，这样的天，这样的岛吗？他那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害怕吗？孤单吗？有没有想过，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我下了车，按照地址，找到了那条街。是一条很安静的街，两边是些矮矮的房子，有老的，有新的，有红砖的，有水泥的。走到街尾，有一栋灰色的两层小楼，门口种着几棵桂树，正开着花，香气淡淡的，幽幽的。

　　我站在那门口，深吸一口气，按了门铃。

　　等了很久，门开了。

　　门后面，站着一个女人。四十多岁的样子，中等身材，穿着很朴素的衣服。她的脸，有些圆，有些白，眼睛很大，很黑，看人的时候，有一种安静的、温柔的光。

　　那张脸，让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想起母亲。想起年轻时的母亲，在那些下午，坐在梳妆台前，回头对我笑的样子。

　　“你是……”她开口了，声音也是低低的，柔柔的，和我母亲的声音，也很像。

　　“我是沈念知。”我说。

　　她看着我，眼睛里，那安静的光，忽然颤动了一下。然后，她笑了。那笑容，和母亲的笑容，一模一样。

　　“念知。”她说，“你来了。”

　　她侧身，让我进去。

　　屋里很简朴。客厅不大，摆着几张藤椅，一张木桌，墙上挂着一张褪了色的照片。照片里，是一男一女，并排站着，男的穿着旧式的西装，女的穿着旗袍。男的那张脸，带着笑，和全家福上那个年轻的、调皮的笑，一模一样。

　　那是小舅舅和他的妻子。方婉贞等了半辈子的人，和那个取代了她的、从未谋面的女人。

　　沈念华顺着我的目光望去，轻轻地说：“那是父亲母亲。母亲也走了好几年了。”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她让我坐下，去倒了茶来。茶是热的，香的，喝一口，从舌尖一直暖到胃里。那味道，让我忽然想起外公书房里的那些下午。想起那暗红色的橡木门，那高大的书架，那盏青瓷的笔洗。想起外公坐在藤椅里，望着窗外，说“都走了”的那个黄昏。

　　“父亲的信，你收到了？”她问。

　　我点点头，把那封信从口袋里取出来，放在桌上。

　　她看着那封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父亲临终前，一直念叨着大陆，念叨着那些亲人。他让我务必找到你，把那些东西交给你。”

　　她站起身，走到墙角一个柜子前，打开来，取出一个木盒子。那盒子不大，暗红色的，已经有些旧了，边角有些磨损，却依旧很结实的样子。

　　她把盒子放在我面前，轻轻地打开。

　　盒子里，是一些叠得整整齐齐的纸张。最上面的，是一张发黄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字，像是账本。下面，是几份文件，有中文的，有英文的，还有日文的。再下面，是一叠照片，黑白的，褪了色的，有些已经模糊了。

　　她指着那些东西，说：“这些，就是父亲带走的东西。”

　　我拿起最上面那张纸，仔细看。那是一份清单，上面一笔一笔地，记录着沈家几代人的产业——绸缎庄，房产，田地，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东西。那些数字，那些名字，那些年代，像一个个沉默的见证者，见证着一个家族曾经的辉煌，也见证着那个时代的动荡和离散。

　　“这些东西，”她说，“父亲一直留着。有人劝他卖了，换钱。他不肯。他说，这是沈家的根，不能卖。要留着，等着有一天，还给沈家的人。”

　　我看着那些东西，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些纸，这些字，这些数字——它们，就是小舅舅等了四十年、守了四十年的东西吗？就是让他远走他乡、再也没能回来的东西吗？就是那个时代的“祸根”和“秘密”吗？

　　我抬起头，看着她。

　　“你知道，他为什么走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知道一些。他讲过的。那些年，时局乱，有人盯着沈家的产业。父亲是沈家的儿子，那些产业，本该有他一份。可那些人，想全部拿走。父亲不肯，带着这些东西，走了。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这些东西，也保住你们。”

　　她顿了顿，望着墙上那张褪了色的照片，轻轻地说：“可他没想到，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看着那张照片，看着小舅舅那张带笑的脸，心里忽然明白了很多事。

　　他不是贪财，不是背叛，不是那些闲话里说的那样。他是为了保护那些东西，为了保护沈家的人，才走的。他带走的，不是沈家的“祸根”，而是沈家的“根”。那些纸，那些数字，那些记录——是沈家几代人的心血，是外公留给他的，是这个家族存在过的证明。

　　他守了它们四十年，等着有一天，能还给沈家的人。

　　可他没有等到那一天。等到的是我。是他的外甥，是从海峡那边飞过来的、从未谋面的、叫沈念知的陌生人。

　　我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地，放回盒子里。然后，合上盖子，看着沈念华。

　　“这些，”我说，“你留着。你是沈家的人，你留着，比我留着，更合适。”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意外，又像是感激，又像是别的什么。

　　“父亲说，要交给你。”她说。

　　我摇摇头：“父亲说的是，交给沈家的人。你就是沈家的人。你留着。以后，可以给你的孩子，给孩子的孩子。让沈家的根，一直传下去。”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点点头，轻轻地说：“好。”

　　那天下午，我们聊了很多。

　　聊小舅舅在台湾的这些年。怎么来的，怎么活的，怎么遇到她的母亲，怎么有了她。聊他那些年，怎么一边做生意，一边守着那些东西，一边等着回家的那一天。聊他老了以后，怎么常常一个人坐着，望着北边的方向，一望就是很久很久。聊他临终前，怎么一遍一遍地念叨那些名字——母亲，大哥，姐姐，还有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外甥，念知。

　　“他等了一辈子。”沈念华说，“等到最后，也没有等到。”

　　我听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想说什么，可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又说：“可你来了。这就够了。他在地下，知道了，也会高兴的。”

　　我点点头。那一刻，眼眶忽然有些湿。

　　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一种说不出的、很深的感动。感动于小舅舅那些年的等待，感动于那些东西终于被看见，感动于这一刻，我和他的女儿，坐在这里，说着他，想着他，让他，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活过来。

　　窗外的天，渐渐暗了。沈念华起身，去开了灯。那灯是昏黄的，和上海那些旧式房子的灯一样，暖洋洋的，让人觉着安心。

　　“你今晚住这里吧。”她说，“家里有房间。”

　　我点点头。没有推辞。

　　那天晚上，我住在那栋灰色的小楼里。睡在沈念华为我准备的房间里，盖着干净的被子，闻着窗外飘进来的桂花香。睡不着。只是躺着，望着天花板，想着那些事。想着小舅舅，想着那些东西，想着这个陌生的地方，想着海峡那边，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窗外，偶尔有火车经过的声音，轰隆隆的，远远的，像一种低沉的叹息。我听着那声音，心里忽然想起苏州河边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它们也是这么来来去去，载着人，载着东西，载着那些永远说不出的故事。

　　而此刻，我在海这边。那些船，那些河，那些人，在海那边。

　　隔着这一道海峡，隔着四十年的光阴，隔着一个永远无法回去的时代。

　　第二天一早，沈念华带我去看了小舅舅的墓。

　　墓地在淡水郊外的一个小山上。山不高，走上去，也不累。路两边，种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树，开着些小小的、白色的花。风吹过来，那些花便轻轻地摇，像在点头，又像在摇头。

　　墓很简单。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名字，生卒年月，还有一行小字：浙江余姚沈氏。

　　浙江余姚。那是沈家的老家。那个他离开之后，再也没有回去过的地方。

　　我站在墓前，看着那行字，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在这里躺了快一年了。可他的根，还在那边。在那片他再也回不去的土地上。

　　沈念华从篮子里拿出一些东西——香，纸钱，水果，糕点。她点燃了香，插在墓前的香炉里。然后，她跪下，磕了三个头。我也跪下，跟着她，磕了三个头。

　　香烟袅袅地升起，在晨光里，像一缕淡淡的、透明的雾。我看着那烟，想着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人。父亲，母亲，外公，姨母，林雪，还有这个从未谋面、却等了我一辈子的舅舅。

　　“舅舅，”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来了。替母亲来的。替沈家的所有人来的。那些东西，念华表姐会留着。沈家的根，会一直传下去。你放心。”

　　香烟散去了，消散在那淡淡的晨光里。可我知道，它会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这山，这海，飘到那片再也回不去的土地上。飘到母亲的窗前，飘到外公的书房里，飘到那些永远等待的人心里。

　　从墓地回来，沈念华带我去逛了逛淡水。

　　那是一个靠海的小镇，有一条很老的街，两边是些卖东西的店铺——卖吃的，卖喝的，卖那些游客喜欢的小玩意儿。街上人很多，挤挤攘攘的，说着我听不大懂的台湾话。我走在那人群里，觉得自己像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一个从海那边飘过来的、陌生的影子。

　　可那些人，那些店铺，那些声音，那些气息，又让我觉得有些熟悉。那熟悉，不是来自记忆，而是来自更深处的东西。来自血脉，来自那些看不见的、却一直存在的联系。来自那些沈家的、浙江的、从那边带过来的、永远无法磨灭的痕迹。

　　沈念华指着一家卖鱼丸的店铺，说：“这家店，父亲生前最爱来。每次来淡水，都要吃一碗。”

　　我们走进去，各要了一碗鱼丸汤。汤是清的，鱼丸是白的，撒着些葱花，看着简单，吃起来却鲜得很。那鲜，不是上海菜那种浓油赤酱的鲜，是另一种鲜，清淡的，爽口的，带着海的味道。

　　我吃着那鱼丸，想着小舅舅。他也曾坐在这里，吃着同样的鱼丸，望着同样的海，想着那边再也回不去的地方。那时候，他在想什么？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他的外甥，也会坐在这里，吃着他爱吃的鱼丸，想着他？

　　我不知道。可那一刻，我觉得，他就在我身边。在那鱼丸的香气里，在那碗热腾腾的汤里，在那窗外蓝蓝的海上，远远的、看不见的地方。

　　傍晚的时候，我们又去了海边。

　　那海，和上海看见的海不一样。它更蓝，更清，更温柔。夕阳正在西沉，把整个海面染成一片金红色。那光，流动着，闪烁着，像无数细碎的金子，在水面上跳跃。

　　我们站在沙滩上，望着那海，很久很久，没有说话。

　　远处，有一艘船，正慢慢地往海天相接的地方驶去。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那一抹金红色的光里。

　　沈念华忽然说：“父亲每次看见船，都会站很久。他说，那些船，总有一天，会带他回家。”

　　我听着，心里忽然一酸。

　　那些船，没有带他回家。他在这里，等了四十年，等到老，等到死，也没有等到回家的那一天。

　　可他的女儿在这里。他的外甥在这里。那些他守了四十年的东西，也在这里。

　　这，算不算，另一种形式的回家？

　　我不知道。可我知道，这一刻，站在海边，望着那夕阳，那海，那远去的船，我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的感觉。

　　那种平静，叫做“完成”。

　　那些等待，那些寻找，那些疑问——在这一刻，终于，可以放下了。

　　那天晚上，沈念华把那封信，还有那些东西，又拿了出来。她把那封信，轻轻地放在我手里。

　　“这个，你带回去吧。”她说，“给姑妈看。给沈家的其他人看。让他们知道，父亲这些年，一直想着他们。”

　　我点点头，把那封信，贴身收好。和那枚玉佩，放在一起。

　　她又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我。

　　“这个，也是父亲留下的。他说，给念知。”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块怀表，很老了，表壳是银的，已经有些发黑。打开表盖，里面的指针，早已停止了走动，停在一个我不知道的时间上。

　　表盖的内侧，刻着几个字：沈维翰，民国三十八年。

　　民国三十八年。那是一九四九年。是他离开的那一年。这块表，停在了那一年。停在了他再也回不去的那一刻。

　　我握着那块表，心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这块表，是他的时间。他的时间，停在了离开的那一刻。后面的四十年，对他来说，只是等待，只是煎熬，只是活着，却不是真正地活着。真正活着的，是那个在上海的、年轻的、带着笑的沈维翰。是那个在西湖边遇见方婉贞的沈维翰。是那个不得不离开、却始终没有真正离开的沈维翰。

　　而此刻，这块表，到了我手里。它的时间，还在那里停着。可我的时间，还在走。我还要继续活着，替那些死去的人活着，替那些停下来的时间，继续走下去。

　　我把那块表，也贴身收好。和那封信，和那枚玉佩，一起。

　　它们，都是证据。证明那些人，真的活过。那些事，真的发生过。那些爱，真的存在过。

　　第二天一早，我要走了。

　　沈念华送我到火车站。还是那个小小的车站，还是那列沿着海边开的火车。站在月台上，我们都没有说话。

　　火车来了，停下，门开了。

　　我转过身，看着她。她站在那里，晨光照在她身上，镀上一层淡淡的金。那张脸，和母亲那么像，让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亲近的感觉。

　　“我走了。”我说。

　　她点点头。眼睛里有泪光在闪，却忍着，没有流下来。

　　我上了火车，找到座位，从车窗往外看。她还站在那里，望着我，挥着手。

　　火车开动了。慢慢地，越来越快，越来越远。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那晨光里。

　　又是“见一面，就是最后一面”。

　　可这一次，我知道，还会再见的。也许不是我们，是我们的孩子，是那些流着同样血液的、从未谋面的亲人。他们会再见，会相认，会一起站在某个海边，望着那同样的海，想着那些同样的、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因为这就是血脉。这就是根。这就是那些纸，那些字，那些东西，所证明的一切。

　　火车沿着海边开着。窗外，还是那蓝蓝的海，灰灰的天，那些零星的、叫不出名字的小岛。可此刻，我看着它们，心里不再觉得遥远，不再觉得陌生。因为我知道，海那边，有一个人，会一直等着我。有一个地方，会一直欢迎我。

　　台北。淡水。那些桂花，那些鱼丸，那些墓碑上刻着的“浙江余姚”。

　　它们，都成了我的一部分。和上海，和绍兴，和庐山上的那场雾，和陈先生沙龙里的那些下午，和所有那些逝去的、却从未真正消失的东西一起，永远，永远在我心里。

　　飞机从台北起飞的时候，又是傍晚。

　　窗外的天，被夕阳染成一片金红色。那光，落在那些云上，落在那片越来越远的海上，落在那些我来过、又离开的地方。

　　我靠在窗边，望着那片渐渐远去的光，心里想着那些事，那些人，那些东西。

　　小舅舅等了一辈子，没有等到回家的那一天。可他的女儿等到了我。那些他守了四十年的东西，等到了沈家的人。那块停在他离开那一年的怀表，等到了一个愿意继续走的人。

　　这就是等待的意义。也许等不到自己想要的，可等待本身，就是一种存在。证明你还活着，还念着，还爱着。

　　飞机穿过云层，穿过那片金红色的光，往北飞去。

　　我闭上眼睛，让那些画面，在脑海里慢慢地流过。小舅舅那张带笑的脸，沈念华那双和母亲很像的眼睛，淡水海边那艘远去的船，墓碑上那行“浙江余姚”的字。

　　还有那封信。那封写给我的、等了四十年的信。

　　替我，给故乡磕个头。

　　舅舅，我磕了。在那个海边，在那座山上，在那片你再也回不去的土地上。替你，也替我自己，磕了。

　　故乡，还在那里。等着你，等着我，等着那些流着同样血液的、永远在路上的、沈家的人。

　　回到上海之后，我第一件事，是去看母亲。

　　她坐在窗前，和往常一样，望着窗外，不知在想什么。我走进去，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期待，又有一点害怕。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然后，从怀里取出那封信，轻轻地放在她手里。

　　“小舅舅的信。”我说，“他留给您的。”

　　她接过那封信，手在抖。展开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看着看着，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那些眼泪，等了四十年，终于流了出来。

　　我坐在她旁边，没有说话。只是陪着，让她哭，让她把那些憋了四十年的眼泪，全部流出来。

　　窗外，夕阳正在西沉。那光，金红色的，落在她脸上，落在那封信上，落在那些泪上，把它们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

　　那一刻，我知道，有些东西，终于圆满了。

　　那些离散，那些等待，那些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它们，终于有了一个答案。

　　一个不完美的，却可以让人放下的答案。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陈先生的沙龙。

　　他还在那张藤椅里，望着窗外。见我进来，他转过头，看着我，笑了笑。

　　“回来了？”

　　我点点头。在他旁边坐下。

　　留声机里，还是那首我听过无数遍的大提琴曲。低沉的，悠长的，像一个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慢慢地，说着什么。

　　我听着那音乐，望着窗外那片越来越深的夜色，心里忽然想起很多事。想起那些海，那些山，那些人，那些等待。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地方，和那些永远不会忘记的东西。

　　陈先生没有说话，只是陪着我，一起望着那夜色，一起听着那音乐。

　　很久很久之后，他轻轻地说：“有些事，去了就知道了。有些事，去了也未必知道。不管知道不知道，回来了就好。”

　　我点点头。

　　回来了就好。

　　是啊，回来了就好。带着那些东西，那些记忆，那些永远无法磨灭的痕迹，回来了。回到这个地方，这个永远温暖、永远安静的沙龙，回到那些陪我走过这一切的人身边。

　　窗外，夜色正浓。远处的天际，有几颗星星，一闪一闪的。

　　我望着那些星星，心里忽然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在姨母家那个池塘边，和静宜一起看的那些星星。它们还是那么亮，那么远，那么安静。它们看过很多人，很多事，很多离散。它们知道很多秘密，很多悲伤，很多永远无法说出的故事。

　　可它们不说。只是看着，亮着，永恒地，亮着。

　　我们这些短暂的人，能做的，也只是这样。看着，亮着，让那些逝去的、被遗忘的、沉在河底的东西，在我们心里，暂时地，闪一闪光。

　　然后，继续流。往前流，往那个看不见的大海流。流到流不动的那一天。

　　那一天，还很远。

　　此刻，我还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