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妖谈》半叙信

1、民国二十五年，上海。 民

　　民国二十五年，上海。

　　深秋的雨落了一整天，到傍晚也没有要停的意思。
　　柳时予把最后一截铅笔头塞进上衣口袋，从报社后门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彻底暗了。
　　路灯还没亮，福州路两旁的梧桐树被风吹得哗哗作响，湿漉漉的叶子贴在柏油路面上，像一张张摊平的、写满字的信纸，本是平整娟秀，可被过往的黄包车碾过去，字迹就糊了。
　　他把衣领竖起来，缩着脖子往弄堂方向走。
　　报社给他派的差事是跑社会新闻——哪家的烟囱倒了，哪个里弄的猫上了树下不来，偶尔有老太太丢了金戒指，他也得去写个三百字的豆腐块。
　　主编说他“写得细腻，适合小稿”，同事说他“脾气好，不挑活儿”，只有柳时予自己知道，他之所以不挑，是因为他没有挑的资格。
　　一个二十四岁的实习记者，没有背景，没有靠山，连大学文凭都是靠半工半读咬牙拿下来的。
　　他能站在这里，已经用尽了所有力气。
　　可这不是他沉默的真正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敢让人知道——他能看见一些不该看见的东西。
　　弄堂口的电线杆上，盘着一条拇指粗的老蛇，鳞片灰扑扑的，半截身子藏在生锈的铁皮箱后面。
　　从柳时予记事起，它就在那里。
　　他七岁那年第一次路过，老蛇正懒洋洋地打哈欠，露出一口细密的牙。
　　他吓得哭了一路，回家跟母亲说有蛇，母亲去看了一眼，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才知道，那条蛇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见的。
　　它是妖。
　　不过，它是一只修炼了几十年，连化形都做不到，只能缩在电线杆的缝隙里苟且度日的妖。
　　它不会害人，也害不了人，只是偶尔换个姿势，继续晒太阳、淋雨、发呆。
　　也正是因此，柳时予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不再害怕它了，甚至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老张”，路过的时候会悄悄冲它点头打招呼。
　　老张偶尔也看他一眼，竖瞳里映出他的影子，然后慢慢转开，像是确认了这个人不会带来麻烦，便不再理会。
　　今晚老张不在。
　　柳时予停下脚步，仰头看了看电线杆顶端。
　　铁皮箱是还在的，但盘踞其上的灰扑扑的影子消失了。
　　雨丝落进他的眼睛，他眯了眯眼，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老张在那根电线杆上待了至少十年，冬天最冷的时候都没挪过窝，如今怎么突然不见了？
　　他在雨里站了几秒钟，最终只是低头走进了弄堂。
　　他住的地方在福州路背后的一条小弄堂里，一栋老式石库门房子的二层阁楼。楼梯窄得只能侧身通过，踩上去吱呀作响，扶手上的红漆早就掉光了，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摸上去像老人的皮肤。
　　阁楼很小，但干净。一张木板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没装些什么东西的樟木箱子，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
　　墙上贴着他从旧书摊上淘来的《大公报》剪报，有些已经泛黄了，纸边卷起来，像秋天的落叶。
　　进门，他脱掉湿透的外套挂在门后的钉子上，拧亮了桌上的台灯。
　　灯罩是绿色的，玻璃上有一道细小的裂纹，光从裂纹里漏出来，在墙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像一根绷紧的弦。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翻到最新的一页。
　　今天下午，主编丢给他一个新案子。
　　“你跑跑这个，”主编把一沓薄薄的材料扔到他桌上，“十六铺码头那边，最近失踪了几个人，巡捕房说可能是帮派仇杀，不愿意深查。你去挖一挖，看看能不能搞出点名堂。”
　　柳时予翻了翻材料。
　　三页纸，五个人的名字，每一条记录都短得可怜：
　　王阿福，男，四十三岁，码头装卸工，九月十七日失踪，最后出现地点：十六铺码头附近。
　　李桂香，女，二十八岁，纱厂女工，九月二十三日失踪，下班后未归。
　　张德胜，男，三十一岁，黄包车夫，十月二日失踪，其妻报案称“拉完最后一趟客人就没回来”。
　　赵秋生，男，十九岁，学徒，十月八日失踪，师父说他“去买包烟，再也没见着”。
　　第五个，是个没有名字的中年男人，报案人是同住的工友，只知道他姓陈，大家都叫他“老陈”。失踪日期是十月十二日，三天前。
　　五个人。不到一个月。同一个区域。
　　柳时予把笔记本上抄录的这些名字看了一遍又一遍，用铅笔在“十六铺码头”下面划了一道重重的线。
　　他有一种直觉，说不上来是什么，就是那种后背发凉的感觉，像有人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盯着他。
　　这种直觉救过他很多次——小时候，他能“感觉到”那些妖气浓烈的地方，本能地绕道走；长大了，他能从一堆平淡无奇的线索里嗅出不对劲的味道。
　　所以，其实所谓“写稿细腻”、“脾气好”，都是他从小被逼出来的细致和敏锐。
　　当你总是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时，你就必须得学会观察。
　　观察风的方向，观察影子的形状，观察一个人说话时嘴角的弧度、眼角的纹路、手指的颤抖。
　　因为你不确定，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只有你才能看见的。
　　人当异类，没有好处。
　　潦草写了点思路，他便合上笔记本，起身走到窗前。
　　雨还在下。
　　弄堂对面的屋顶上，有两只野猫蜷在瓦片下面，挤在一起取暖。再远一点，法租界方向的天际线被霓虹灯染成暧昧的粉紫色，隐隐约约能听见爵士乐的旋律顺着雨丝飘过来，像隔着一层纱。
　　上海就是这样。
　　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柴米油盐；一边是十里洋场，一边是漏雨的阁楼。
　　而他夹在中间，既不属于前者的纸醉金迷，也不甘心困于后者的鸡毛蒜皮。
　　他想做一个真正的记者。
　　不是写“猫上树”那种，是写能改变什么的东西。
　　譬如能让一个人被看见，让一件事被知道，让沉默的那些人发出声音。
　　柳时予把窗子关严，回到桌前再次翻开笔记本，拧开钢笔帽，在笔记本的空白页上写了一行字：

　　十六铺码头·连环失踪案·突破口？

　　然后他在“突破口”三个字后面画了一个问号，又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一个地址。
　　那个地址是他在材料里找到的唯一一个“异常”之处。
　　因为五名失踪者中，有三个人，在失踪前都去过同一个地方。
　　不是什么茶楼、烟馆、赌场，而是一家没有招牌的古董店。
　　地址在十六铺码头附近的一条巷子里，门牌号他记在脑子里了。
　　明天一早，他打算去看看。
　　不是去采访，不是去调查——至少现在不是。
　　他打算先去“看”。
　　用他那双能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的眼睛，好好地看一看。
　　雨声渐渐小了。
　　阁楼里只剩下钢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一声轮船汽笛。
　　柳时予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写下那个地址的同时，十六铺码头附近那条巷子里，一家没有招牌的古董店二楼的窗户后面，有一双竖瞳的眼睛，正望着雨幕中的上海。
　　那双眼睛的主人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手里端着一盏已经凉透了的茶，肩头盘着一条银白色的小蛇。
　　或者说，那条小蛇也是他的一部分。
　　他沉默地站着，像一尊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旧瓷瓶。
　　瓷瓶固然雅致美丽，可上面孤独蜿蜒的细纹也是不能忽略的。
　　许久，他轻轻开口，声音低得几乎被雨声淹没：
　　“要起风了。”
　　肩头的小蛇缓缓吐了吐信子，像是在回应，又像是在叹息。
　　巷口那盏孤零零的路灯在雨中晃了晃，终究是没能亮起来。

作者有话说

　　这种设定就是很带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