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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第 65 章 存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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曦明沉默了一会儿。她不知道自己的脚步声变了,但芦芦听出来了。失去视觉之后,芦芦的耳朵变得像一台精密的仪器,能捕捉到正常人永远不会注意到的细微变化。
“你在读《小王子》?”曦明问。
芦芦点了点头,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她的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摩挲着,感受着盲文的凸起。
“我以前不喜欢这本书,”芦芦说,“觉得它太幼稚,太天真,太不真实。什么小王子,什么玫瑰,什么狐狸——都是假的。但后来我发现,这本书不是写给孩子看的,是写给那些忘了自己曾经是孩子的大人看的。”
她抬起头,闭着的眼睛对着曦明的方向。
“我在深渊里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件事。我害怕被抛弃,所以从来不让别人靠得太近。但深渊没有给我选择。在那里,我必须靠近别人,必须信任别人,必须让别人信任我。否则,我会死。”
她停顿了一下,手指在书封上停了下来。
“然后我发现,靠近别人,没有那么可怕。被信任,也没有那么可怕。甚至——被抛弃,也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我发现,我不再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人了。我可以保护别人。”
曦明伸出手,握住了芦芦的手。芦芦的手还是冰凉的,但她的手很稳,不像以前那样发抖了。
“你不需要保护任何人,”曦明说,“你只需要做你自己。”
芦芦笑了一下。那个笑容比之前在深渊中任何一个笑容都大,都真,都亮。
“我正在学,”她说,“学做我自己。”
木兰出院那天,曦明去送她。木兰换了一身衣服——不是她在深渊中穿的那件深蓝色西装外套,而是一件浅灰色的棉麻衬衫,一条深色的长裤,一双白色的帆布鞋。她的头发散在肩上,没有扎起来,脸上的那道伤口已经拆了线,留下一条淡粉色的疤痕,从眼角延伸到下巴。
曦明看着那条疤痕,想起了深渊中的木兰——永远穿着西装外套,永远化着精致的妆,永远保持着一种像新闻主播一样的、不露声色的冷静。那层外壳在深渊中被一层一层地剥掉了,露出底下的木兰——一个普通的、疲惫的、但依然坚毅的中年女人。
“你要去哪?”曦明问。
木兰把一个小行李箱放在地上,拉杆拉出来,握在手里。
“回家,”木兰说,“我女儿在家等我。”
“她在哪?”
木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个城市的名字。那是一个很远的城市,坐火车要二十多个小时。
“她十八岁了,考上了大学,在那边读书,”木兰说,声音很平淡,但曦明听出了平淡下面的那些东西——骄傲,思念,还有一丝她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淡淡的愧疚,“我三年没见她了。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不敢。我怕她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怕她为我担心,怕她觉得我是她的负担。”
她顿了顿,看着窗外。窗外是医院的院子,有几棵银杏树,叶子刚开始泛黄。
“在深渊里,我一直在想她。想她五岁的时候给我编的那根红绳,想她十岁的时候写的作文《我的妈妈》,想她十五岁的时候和我吵架,说我管得太多。每一件事,好的坏的,我都想。然后我想,如果我就这样死在深渊里了,她连最后一面的都见不到。她会怎么想?她会觉得我不爱她吗?她会觉得我是故意离开她的吗?”
她转过身,看着曦明。她的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有掉下来。
“所以我一定要活着回来。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告诉她——妈妈一直都在。”
曦明走到她面前,伸出手。木兰看着她,然后笑了。那个笑容不再是新闻主播式的、职业化的微笑,而是一个真实的、温暖的、像春天一样的笑容。
她握住了曦明的手。
“你是一个好妈妈。”曦明说。
木兰摇了摇头:“我只是一个妈妈。好的坏的,都是。”
她松开曦明的手,拉起行李箱,走向了电梯。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她回头看了曦明一眼,说了一句让曦明记了很久的话:
“曦明,如果你真的回去,算我一个。”
电梯门关上了。木兰走了。曦明站在走廊上,看着电梯门上方跳动的数字,从六楼到五楼,从五楼到四楼,从四楼到一楼,然后停住了。
她转身走回了病房。
麻峪的病房在走廊的尽头,窗户对着医院的后院。后院有一棵很大的梧桐树,树叶已经黄了大半,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像无数只手在鼓掌。麻峪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手里拿着那本存折,翻开着,一页一页地看。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深,很深。
曦明走进去,在他旁边坐下来。
“在看什么?”她问。
麻峪把存折递给她。曦明接过来,翻了翻。存折上的数字很小,每一笔存款都不多,几百块,一千块,有时候只有几十块。但时间跨度很长,从十几年前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个月都有,从未间断。户主的名字是麻峪和他妻子的,两个人的名字并排印在存折的第一页,像两棵并排种下的树。
“她走了三年了,”麻峪说,“但这本存折我没停过。每个月还是存那么多,还是存到这个账户里。我知道她不会再用这些钱了,但我不能停。因为停了,就好像她真的不在了。”
他把存折从曦明手里拿回来,合上,贴在胸口。
“在深渊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妻子走了,女儿长大了,不需要我了。我的工作,我的人生,我的每一天,还有什么意义?”
他看着窗外的梧桐树,风吹过,树叶哗啦啦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