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刀》黄扬苏幕

6、疲沓 天刚蒙

　　天刚蒙蒙亮，山雾还未散尽，我跟甘颂心就找到了正蹲在院子石阶上刷牙的石老师，找他支零钱，说去小卖部买点东西，给孩子们当个见面礼。石老师含着满嘴泡沫，从内兜里摸出个旧布钱包，数了些皱巴巴的零票给我们。
　　“对了，石老师，”我装作不经意地想起，“你昨晚上听到什么响动没有？”
　　石老师抬起眼，眉头微蹙：“响动？没得啊。我睡得死，雷打不醒。”
　　“是汽车引擎声，后半夜。”我索性挑明，“咱们这寨子，晚上还有车进来啊？”
　　“车？”石老师摇摇头，指着院里的面包车，“肯定不是我们的。这山沟沟，谁大半夜开车……”他顺着我的目光望向地面，看到车辙印一直延伸到半山腰，恍然道：“哦，应该是来给小卖部送货的车。”
　　村里唯一的小卖部，就是昨晚我们买烟的那家，开在水泥路边。此时木板已卸下，里面没开灯，黑洞洞的。门旁未干的泥地上，留着两道清晰的车辙，轮胎宽大，是小型货车的痕迹。从方向看，车从山外驶来，与我们进村同路。辙印在小卖部旁明显加深，又顺着水泥路朝山里延伸——看来，车在这里停靠后，又往前去了。
　　我指着车辙问店主：“这车还能往哪开？村里不就您这一家店吗？”
　　店主从玻璃柜后探身看了看我指的方向，笑着点点头，又朝远处山腰指了指。
　　“是去进货吗？”我问。他似乎没完全听懂，仍旧笑着点头。
　　甘颂心在一旁开口：“您能听懂普通话？”
　　店主抬起手，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比了个“一点点”的手势。我们明白了，他要从县城进货，多少得懂些简单的普通话。
　　我对甘颂心说：“看来这寨子，也不算完全‘与世隔绝’。”
　　甘颂心耸耸肩：“真要完全隔绝，别人找不到，我们也进不来。”
　　货架上东西不多：一边是油盐酱醋，另一边堆着廉价泡面、杂牌糖果饼干。我们挑了几样还算干净的零食，又拿了些泡面——这东西到哪里都是硬通货。
　　往前没走几步，刚跨进那道低矮的土墙，孩子们便像受惊的麻雀般呼啦一下围了上来。几十双清澈的眼睛，亮晶晶地盯住我们这两个陌生人，以及手里鼓鼓囊囊的袋子。这些孩子一大早翻过或近或远的山路聚在这里，在院子里释放着似乎永远用不完的精力。他们穿着不合身或洗得发旧的衣服，脸蛋被山里的太阳晒得黑里透红，生机勃勃。
　　“萤火助学”的几位志愿者从简陋的教室里走出来，向孩子们介绍我们。参差不齐却充满活力的“欢迎”声立刻响了起来。我趁机打量这所山村小学：没有像样的校门，只有一面斑驳的墙上用黑漆刷着校名。所谓的“操场”就是这片被踩得发亮的水泥地。院角放着一口黑铁破锅，锅边挂着把小铁锤——这便是全校的“钟”。上下课全凭老师看天色或凭感觉，敲响它就算数。
　　甘颂心蹲下身，打开袋子，开始给靠得最近的孩子分糖果和小饼干。小小的馈赠立刻换来加倍的快乐，孩子们礼貌地说着“谢谢”，气氛一下子热络起来。我随即开口：“小朋友们，老师也是第一次来你们的家乡，特别好奇，山里都有什么好玩的呀？”
　　问题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话匣子。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嚷起来，小手举得老高：
　　“我知道！后山有野柿子林，可甜了！”
　　“溪沟里有小螃蟹！翻石头就能抓到！”
　　“我阿爸带我去过一个黑山洞，说是野兽的窝！”
　　甘颂心顺势俯身问那个男孩：“是什么野兽的窝呀？”
　　“狼的！”男孩郑重其事。
　　“瞎说！山里哪有狼？”一个扎辫子、约莫十三四岁的瘦小女孩立刻站出来。
　　“我阿爸说的！”小男孩撅起嘴，“你又没见过，凭什么说没有？”
　　“山里只有麂子、狐狸，就是没有狼！”女孩叉着腰，声音急切，“我阿公从没见过！”
　　“怎么没有？”刚才那男孩眼睛忽然一亮，像要宣布什么大事似的凑近我们：“昨天阿花家，不就有狼尸吗？”
　　我注意到女孩的嘴唇一下子抿紧了，她狠狠瞪了男孩一眼。我向她递了把糖果，轻声问：“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龙菊。”
　　“哦，龙菊，”我点了点头，“你知道阿花家的事？”
　　她看了看我掌心的糖，没接，低下头用脚尖蹭着地，声音小了下去。
　　“……嗯。阿花是我朋友。”停顿片刻，她又抬起头，眼圈有些红：“我昨天没来上学，一早要上山砍柴，回家要生火做饭……没去她家。阿公晚上回来才告诉我，说她走了……”
　　她飞快地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你阿公是？”我问。
　　“我阿公没有大名，”女孩挺了挺背，“寨里人都叫他‘龙伯’。”
　　我点点头，想起昨天在罗宝家见过的那位老猎人，轻轻摸了摸她的头。
　　“原来龙伯是你阿公。他昨天确实说，从没在山里见过狼。”我转向周围的孩子们，“那你们呢？昨天之前，谁见过狼，或者听过狼的动静吗？”
　　孩子们互相看看，有的立刻摇头，有的则露出犹豫又兴奋的神色，交头接耳起来，但没人站出来说话。龙菊往前一步，站到我们跟前，声音倔强：“反正我阿公不会说假话。山里就是没有狼。”
　　那男孩撇撇嘴，嘟囔道：“可狼尸都摆在那儿了……”
　　龙菊猛地扭过头，声音比刚才更急：“那也不代表山里就有！说不定……说不定是从别处来的！”
　　龙菊这句话提供了新的视角。
　　“别处来的？”我敏锐地捕捉到她这句脱口而出的话，“这话怎么说？”
　　“这几年村里修了水泥路，常有大车进进出出。”龙菊看向远处蜿蜒的山路。
　　“谁会没事运一匹狼进来呀！”小男孩在一旁抢白。
　　“那不然阿花怎么会不见？”龙菊的音调陡然升高，“好端端一个人，说没就没了，要我说，说不定是有人用那匹狼，把阿花的尸体换走了！她是被带出山去了！”
　　“要她的尸体做什么！”小男孩面红耳赤地尖叫起来，“又不是狐狸和狼，没皮毛做衣服，肉和骨头也不能吃，又卖不了钱！”
　　旁边一位志愿者听到“钱”字，快步走了过来。她并未听清前因，只跟我们嘱咐了句，这里的孩子大多都来自于“特困户”家庭，对金钱话题比较敏感，尽量不要提。随后，她俯身牵起小男孩的手，温和地问：“阿午不着急，告诉老师，你觉得挣到多少钱才好呀？”
　　这个颇带想象色彩的问题，瞬间在孩子的笑声中荡开了一圈涟漪。他们七嘴八舌地嚷起来：
　　“一百块！能买好多好多方便面！”
　　“一百块哪够！得一千！一千能把小卖部包了！”
　　“一千不够吧？至少一万！年年都能买肉！”
　　“对！一万！我阿爸说过，攒够一万块，就不到山外面打工了！”
　　“我阿妈说……要十万，才能把家里的木头房子换成砖房。奶奶的病也有救了……”
　　数字在孩子间跳跃攀升，从一百到一千，再到一万、十万，每一个数字背后，都隐约映照着他们从大人嘴里听来的、关于“好日子”的模糊轮廓。
　　这时，我看见龙菊独自转身，往学校外面走去。瘦小的背影在空旷的水泥路上，显得格外落寞。我追上去两步，轻声问她去哪。她没回头，声音低低的，说想去罗宝家看看，看他们找到阿花没有。
　　我和甘颂心对视一眼，默默跟了上去。水泥路面上清晰的辙痕，一直延伸到罗宝家门前。一辆覆满泥泞的小货车，正停在屋旁，引擎低沉地响着。我看了眼车牌，是黔山省首府罗市的，尾号37XX。司机穿着厚实的棉服，一看就不是山里人。他嘴里斜叼着半截烟，一条胳膊搭在驾驶座敞开的窗上，眯眼朝那土房子里张望着。
　　我感到事情不对劲，连忙先一步跑上前，问那司机：“大哥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啊？”
　　他吐口烟，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嘴巴一咧，用带了罗市口音的夹生普通话说：“昨晚上来下货，在他家歇了一晚。清早八晨的，拉人进城。”
　　司机指了指堂屋的方向，一阵激烈的争吵声突然传来，是急促的苗语，夹杂着哭喊与器物摔碰的闷响。
　　司机的声音已经不耐烦起来：“吵哪样吵，走不走嘛？”
　　他一边喊，一边伸手进车窗，狠狠按了两声喇叭。龙菊吓得往后缩了两步，捂起耳朵。
　　没一会儿，只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见罗宝正将一个破旧的编织袋吆喝着甩上肩头，他妻子死死拽着他的胳膊，声音嘶哑，满脸是泪。两人在推搡之间，罗宝身子一个踉跄，怀里一包用旧报纸裹着的东西“啪”地掉在地上。报纸散开，露出一叠厚厚的新钞票。
　　屋内瞬间死寂。
　　龙菊立刻冲上前，用苗语快速问了一句。罗宝妻子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指着那包钱，对着龙菊激动地哭诉起来。罗宝脸色骤变，厉声打断她，想去捡钱，却被妻子猛地推开。两人又用苗语激烈地争吵了几个来回，声音越来越高，手势也越来越剧烈。
　　我和甘颂心完全听不懂，只能从他们绝望的神情、颤抖的手指，以及那包刺眼的钱上，感受到一种不祥的窒息感。
　　终于，罗宝像是下定了决心，不再争辩，一把捡起钱，粗暴地拽着妻子就往屋外停着的小货车走去。妻子挣扎着，回头又朝龙菊喊了几句，泪流满面。
　　小货车发动，“嗡”的一声，扬着尘土仓皇驶离，留下我们站在屋前。
　　龙菊转过身，面向我们。她的小脸苍白，嘴唇紧紧抿着，过了好几秒，眼泪倏地夺眶而出，用汉语一字一句地翻译，声音干涩：“他们到山外头去了……”
　　我连忙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摇摇头，声音颤抖着：“不回来了……”
　　听着龙菊的话，看着眼前这座连门都没锁、仿佛被仓促遗弃的土房子，我心里那种异样感越来越重。龙菊的声音在颤抖，她的嘴角倏尔下撇，蹲了下来，用双手遮住脸。我连忙也一起蹲下，尽量保持与她平视，伸手扶住她的肩膀，问她发生了什么。
　　龙菊呜咽着，浑身颤抖了起来：“婶说……罗宝叔把阿花卖了。”
　　“卖了？”这个答案在意料之外，“卖给谁了？”
　　她顿了顿，吸了口气，“一个叫‘老廖’的人……”
　　“‘老廖’是谁？”我问，“寨子里的？”
　　“我不认得。”龙菊摇了摇头。
　　“卖给他做什么？”我问。
　　阿花伸出手抹眼泪：“老廖的儿子，五年前死了。”
　　一阵寒意窜上我的脊背。甘颂心抓紧我的胳膊。
　　“说他要……‘配冥婚’。”意料之内，龙菊说出了这三个字，她的嘴唇在颤抖，“刚刚掉在地上的钱，就是‘彩礼’。”
　　从昨晚见到阿花的尸体被调包时起，这念头就隐隐约约地浮在心头，像隔了层纱，始终看不真切，直到现在才捅破。公司几年前做过一份田野调查，在一些偏僻的乡村，冥婚的民俗传统至今未绝，而且非但没因时代发展而凋敝，反而随经济发展水涨船高——九十年代一场冥婚要价不过五千，近几年，开价十五万已难觅一具合适的尸骨。
　　没想到，这次跟随“萤火助学”来到山里，竟会有这样意外的遭遇。
　　我压低了声音，问道：“你们寨子里，之前有‘配冥婚’的风俗吗？”
　　龙菊摇了摇头，眼神里透着不解：“听我阿公讲，那都是老古老代的事了……为哪样偏偏是阿花遭了这种事……”
　　“就算真是配冥婚，可那具‘狼尸’又怎么解释？”甘颂心思考道，“如果寨子里曾经有过这种传统，弄具狼尸假装阿花尸体，又是为什么？”
　　“婶子没说到这个，就被罗宝拉走了……”龙菊的哭声更压抑了。
　　“那阿花在哪儿？他们说了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问。
　　“婶子最后说的是，”龙菊的眼里是晶莹的泪水，她望向远处雾气缭绕的后山，“阿花被埋在老廖儿子的坟头了，山林子里。”
　　“山林子？”
　　龙菊点了点头：“村里去世的人，多半都埋在那边。我阿婆也埋在那边。”
　　院子里一片死寂。我的目光扫过凌乱的屋角，那里靠着一把沾满湿泥的铁铲。
　　“阎立秋？”甘颂心紧紧盯住我。
　　没有多言，我走过去将它拿起，掂在手里。
　　“龙菊，”我看向她，“带我去后山。现在。”
　　甘颂心侧身挡在我和龙菊之间，面色紧绷，压低声音急促地问我：“阎立秋，你该不会真打算去挖人坟头吧？”
　　我停住脚步，直视她的眼睛：是。
　　“你清醒吗？这是违法的！”她提高声调，好像这样就能让我清楚其中的利害。
　　“只要阿花的遗体在老廖儿子坟里，那就属于民俗交易，你情我愿，没权干涉。如果不在，这就是刑事犯罪。你负责拍照取证，等我……”
　　“等等！”甘颂心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这有村书记，你得先上报，走合规程序！你做独立调研这么多年，还要我这个外行来提醒吗？”
　　我喘着气停住，肩上那把沉重的铁铲几乎让我站不稳，真不知刚才怎么把它扛起来的。
　　“你是来调研的，你不是警察！”她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眉头紧锁，眼里满是担忧，“别到时候真相没查清，先惹了官司上了新闻！”
　　“老师，山林子平时没人去的。”龙菊在一旁小声说道，“如果你们担心，我可以和阿公一起去。要是阿花真在里面，也算有个交代。”
　　“小妹妹，你也别乱来。”甘颂心拉住龙菊的胳膊，“这一铲子下去，可能会被抓起来的。”
　　“我不怕！”龙菊声音异常坚定。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甘颂心无奈地叹了口气，蹲下身与她平视，“你想想，如果……如果你阿公知道了，他会怎么说？”
　　龙菊看着甘颂心，一字一句答道：“他会说，‘做得好’。”
　　甘颂心怔住了，“龙伯……平时都是这么教你的？”
　　“阿公说，做人要有胆气！不能得过且过！不能怕危险就不做了！”龙菊双手握拳，眼中的忧伤与愤慨已化为坚定，说阿花还没找到，她阿爸阿妈都走了，她是阿花最好的朋友，不能就这么算了！说完，一个人往前走去。
　　“那也得先跟刘书记说一声！”甘颂心大喊。
　　“跟他说，就永远不知道阿花在哪里了！”龙菊回头，也喊道。
　　“为什么？”我问。
　　龙菊停下了脚步，站在水泥路中央，单薄的肩膀微微起伏。
　　龙菊的声音充满怨气：“只要大水不漫到居委会，他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的。”
　　我听出龙菊意有所指，问她刘书记是什么时候来到寨子里的。龙菊想了想，说大概五年前。
　　“你是说特大暴雨引发的山洪的那年？”我问。
　　龙菊点点头，说她记得很清楚，那年她八岁，在山洪里和姐姐失散了，后来才知道她坐在一个小木盆里顺着洪水漂到低洼处，被救援队救上来了。”
　　“你姐姐现在……”
　　“她在外面读大学，要过年才回来。”龙菊说。
　　我问她晚些方便去她家看看吗？话音刚落，甘颂心轻轻拉了一下我的胳膊。
　　龙菊眼睛一下子亮起来，说我们可以住她和姐姐的房间！总比挤在石老师那个屋里打地铺强！
　　甘颂心提醒我们得先回去和石老师说一声，再把行李拿过来。龙菊跟着我们回到面包车停靠的土屋。听完我们的想法，石老师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说这事怕是不太妥当。我们问为什么，他解释：龙伯家在山沟深处，路远不通车，进出不方便；老人年纪大，龙菊还是个孩子，万一有事找谁帮忙？谁照顾我们？他还看了看我们的鞋，问我们总不能每天来回走两小时山路吧？
　　“我阿公有电动三轮车，不用老师走路！”龙菊在一旁反驳。
　　“龙菊，你先别说话。”石老师指着脚下这间虽旧但还算牢固的土屋，“团队行动，和大伙儿同吃同住，互相有个照应。而且，我把你们安安全全带进来，也要安安全全带出去！”
　　“怎么就不安全了？住我家可安全了！”龙菊撅起嘴，身子一扭，“我叫我阿公来跟您说！”
　　“龙菊，老师们住哪儿是有统一安排的。听话，你先去上课。”石老师声音温和却不容商量。
　　我们看了看龙菊，只好顺着劝了几句，把她送到水泥路口。她低着头，脚尖蹭着地，好一会儿才不情愿地朝学校方向挪步。石老师见我和甘颂心没动，问我们不去学校调研吗？这还没到中午，孩子们应该刚上第三节课。甘颂心反应快，说上午和孩子们聊了不少，已经录了素材。石老师没再多说，只是从耳后取下那支烟，在粗糙的指间慢慢捻了捻，转身走到墙角蹲下，划了根火柴，独自抽起烟来。
　　我走到他旁边不远处，也蹲了下来：“石老师，您办‘萤火助学’来这儿，到今年是第四年了吧？”
　　“对头，”他点头，“五年前那场山洪之后，村里慢慢重建，修了水泥路，通了车，外面的人才方便进来支教。我也是那时候才开始带人过来的。”
　　“当初怎么想到办这个公益组织？”
　　石老师想了想，说那时候电视报纸天天报灾区，我们同道新闻报得最多了。他本来就是搞教育的，看到孩子们的学校冲垮了，书也没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路总能修通，但孩子读书耽误一年就是一年，等不起。他当时也有空，就约了几个老同学，凑了点钱和书，先搞起来再说。没想到，一搞都四年了。但寨子里更多孩子住得远，山高路陡，来不了学校。还有些家里活多要帮忙做农事，也抽不出身。他盘算着，以后条件允许，在更深的山里也设个教学点。
　　说这话时，他的目光顺着脚下唯一的水泥路，望向远处雾气笼罩的幽深山坳。那里散落着几户人家，炊烟若有若无，仿佛被山气压着，升不起来。
　　“刘书记是什么时候来寨子的？”我问。
　　石老师抬头看了看天，想了想：“听寨民说，是山洪那年来的。他运气不太好，刚上任没几天就碰上天灾……”
　　我问了寨里的房屋损毁与人员伤亡补贴下发情况，石老师说这些都是村支书的事，他不清楚，如果真有救济款下来，寨民的日子总能好过些。问到孩子们的家庭，他告诉我们，寨里但凡有点力气的成年人，近的跑县城，远的早已出省打工，湖南、重庆、浙江、福建，哪里能讨生活就去哪里。孩子留给老人，于是这里便成了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相依的寨子。我又问寨里的经济情况，他说孩子们的开销并不全赖山外捐助，有人家里还种着地，在家种菜、侍弄李子树，也从自家林子里采菌子、挖药材，背到县城换钱。不过山里交易往往不以钱易物，更多是柴火换米、鸡蛋换肉这般朴素的交换。懂些苗医的人在这里尤其受尊敬，哪家有人生病乃至遇了事，都会提上点礼物去请。龙菊过世的阿婆，当年便是寨里有名的苗医。
　　“就算这样，也还有穷得揭不开锅的人。罗宝就属于那种特困户，没得活路做，自家又没地没产。”石老师说。
　　我问那罗宝看起来五十出头，身板看起来也还将就，咋就成了‘特困户’？他说罗宝心脏有毛病，干不了什么活，能活到现在都靠吃药撑着。可惜啊，唯一的苗苗昨天也死了。
　　“唉，造孽。”石老师把烟蒂摁熄在泥里，站了起来。
　　我也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问他听没听说过这几年寨子里有人办冥婚？石老师没立刻答话，似乎很惊讶于我突然转移了话题。目光从我脸上移开，又眯缝起眼睛，望向远处雾气沉沉的连绵山峦。那眼神，像是要在那片墨绿的林海里打捞出什么陈年的东西。隔了好一会儿，他才开了口。
　　“有过。挺瘆人的。听老辈人讲，刚下葬的女娃娃，夜里头坟就被刨开，尸首给掏出来，听讲，价钱还高得很咧，没得几万块，下不来。”
　　我问能打听到是哪几家办过冥婚吗？他摇了摇头，说这些都是私人的事。我又问他知道“老廖”吗？他又摇了摇头，问我怎么对这种传闻感兴趣了。
　　“阿花，就被配了冥婚，这也是至今都找不到她尸身的原因，而冥婚对象，就是老廖的儿子。”我说。
　　石老师看向我，问我听哪个讲的？我把现场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忙转过身，朝山腰罗宝家的方向张望。树影重重，什么也瞧不清楚。他压低嗓门，说这种事情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管它做啥子嘛。
　　“就算是配冥婚，那狼是谁杀的？为什么用狼尸换走阿花的真身？”
　　石老师摇摇头，声音更低了：“我晓得你们搞传媒的，见风就是雨。但这事，没人报案，也没人找你们说道。你们这十天的调研，写了报告，回去也好交差。旁的，莫去沾。”
　　甘颂心这时走过来接了话，说山里不像外边，真想报案也难，估计大伙儿有事都自己兜着了。这儿不是有村支书吗？寨民遇着难处，会去找他吧？
　　“咋个不去？”石老师应道，“村里有刘书记，大事小事都寻他嘛。”
　　“走！”我拉上颂心，拍了拍她胸前抱着的黑箱子，“去村支书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