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爱》王昆昆

4、第 4 章 刘婷妹被警

　　刘婷妹被警方带走询问时，警方同时通知了她的母亲高喜弟。面对背着装满可回收物蛇皮袋的高喜弟，警察详细说明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并告知这只是正常办案程序，不必过度担心。
　　刘婷妹有三个姐姐，按年龄从大到小是玲弟、梦弟和想弟。在她父亲心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根深蒂固，他认定的“后”，是能延续家族血脉、传承香火的儿子。可直到父亲离世，他心心念念的儿子终究没来。
　　高喜弟自己有六个姐姐，从大到小叫招弟、再招、来弟、迎弟、盼弟和引弟。
　　高喜弟出生在1956年的冬天，具体日期连她父母都记不清，只记得降生那日寒风呼啸，灰蒙蒙的天空飘着鹅毛大雪。
　　那时的冬天对高喜弟一家格外漫长寒冷。一次寻常的伤寒，或是一场普通的传染病，都可能夺走她乃至全家人的性命。
　　她出生在云南省第一大平坝陆良县，做饭只能烧小麦草、玉米秆和稻草。木柴对普通家庭是奢侈品，要到十几公里外的龙海山后才能砍到；烧煤炭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她母亲抱着刚出生的高喜弟，在破败的茅草屋里蜷缩在铺稻草的木板上。身上的旧棉袄补丁摞补丁，早已看不出原布料的颜色，里面的棉絮又黑又硬。昏暗的茅草屋冷得像冰窖，每一次呼吸都化作白雾。灶膛里的草火早已熄灭，只剩一堆冰冷的灰烬。
　　母亲看着襁褓中瘦弱的高喜弟，脸上没有丝毫再为人母的喜悦，只有深深的愁苦和无奈。她叹口气，用粗糙干裂的手轻轻拍了拍高喜弟，低声对旁边沉默的父亲说：“又是个丫头，这都第七个了。你说，我是不是就没有生儿子的命？”
　　高喜弟父亲蹲在墙角，黝黑的脸上满是愁苦，半天没吐出一个字，只有一声声沉重的叹息，与茅草屋外呼啸的风雪声交织在一起。
　　大雪纷飞的村庄寂静无声，唯有犬吠与高喜弟的啼哭，在茅草屋寒冷的空气里回荡。
　　高喜弟的哭声并不响亮，像只受惊的小猫。细弱得仿佛随时会被漫天风雪吞噬。母亲将她裹进那件破旧的棉袄，紧贴胸口，想用自己微薄的体温温暖这个新生命。可那点热量在呼啸的寒风与漏风的茅草屋里，实在杯水车薪。高喜弟的小脸冻得通红，哭声也渐渐微弱下去。
　　“能活吗？”母亲的声音带着颤抖，并非因为寒冷，而是源于绝望。在那个缺医少药、食不果腹的年代，一个女婴的降生，尤其是第七个女婴，更像一份沉重的负担。
　　父亲依旧蹲在墙角，满脸愁苦与麻木，重重咳嗽了几声，才费力地说：“养着吧，毕竟是条命。”
　　“多双筷子的事。”良久，父亲望着叹息的母亲继续道，他的声音里没有任何情绪，只有空洞而本能的麻木。
　　村庄西边的歪脖子树上，时常能看到村民因忍受不了饥饿与寒冷而上吊自杀的身影。他们身体悬空，舌头伸得很长，翻着白眼。
　　作为家里的第七个女儿，高喜弟不仅没有给这个极度贫困的家庭带来多少喜悦，反而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她和姐姐们的名字，像一个个沉重的标签，从出生起就贴在身上，寄托着父母对儿子的无限渴望。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与地区，没有儿子的家庭会被人看不起，在村里抬不起头。
　　高喜弟的父亲是个寡言少语、被生活压弯了腰的庄稼汉，常常独自对着黑漆漆的墙角叹气，眼神里满是麻木的失望与对命运的不甘。她的母亲则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个孩子身上，可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直到母亲去世，这个家也没能迎来一个男丁。
　　在高喜弟的童年记忆里，每个清晨都是在刺骨的寒意与难耐的饥饿中醒来。她和六个姐姐挤在一条铺着稻草的长木板上，盖着打满补丁、散发着霉味的薄被。七个姐妹紧紧蜷缩在一起，相互汲取着彼此身上仅存的一点暖意，听着同样睡在稻草上的父母沉重的咳嗽声、远处的犬吠声与寒风的呼啸声，艰难地挨到天明。
　　高喜弟很小就学会了帮家里干活，割猪草、喂猪、放牛、捡牛粪、拾麦穗、挖野菜，这些活儿占据了她童年的大部分时光。她几乎没穿过新衣服，总是穿着姐姐们剩下的、补丁摞补丁的旧衣裳。上学对她而言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村里的小学只有一间土坯房，几个年级的孩子挤在一起上课。她偶尔会偷偷站在教室外，听着里面传来的朗朗读书声，眼神里满是羡慕。但她清楚，那不属于自己，父母需要她在家干活，需要她尽早分担家庭的重担。
　　高喜弟在贫困、劳作与对“弟弟”的期盼中慢慢长大。她见过母亲因没有儿子在村里受气时的隐忍，也见过父亲因旁人闲言碎语而暴跳如雷的模样。她渐渐明白，自己作为女孩是多么“不被期待”。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像一颗种子，悄然埋进她的心里。她开始觉得，只有生一个儿子，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让这个家在村里抬起头来。于是，当她自己成为母亲，接连生下四个女儿时，绝望与焦虑几乎要将她吞噬。她给女儿们取名玲弟、梦弟、想弟、婷妹——“婷妹”音近“停妹”，希望这是最后一个女儿。每一个女儿的名字，都承载着她未曾实现的生儿子的愿望。她对女儿们的态度总是带着复杂的情绪，有母亲的疼爱，又有因未能如愿生下儿子而产生的烦躁与压力。而这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她的女儿们，影响着女儿们的人生观与婚姻观，尤其是最小的刘婷妹。
　　母亲高喜弟对刘婷妹，似乎总比对姐姐们多几分关注。或许是因为她是“盼弟”序列里的最后一个孩子，或许是随着年岁渐长，高喜弟内心那份生儿子的执念，在生活的磋磨下悄然松动了些许，又或许，仅仅是因为刘婷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天然便该得到一些额外的疼惜。可这份关注里，也时常掺着未能如愿的失落。刘婷妹记得，母亲有时望着她，眼神会忽然恍惚，嘴里喃喃念叨着：“要是个儿子就好了……”那样的时刻，刘婷妹幼小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下，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是“儿子”，更不明白“儿子”到底有什么好，能让母亲如此牵肠挂肚。
　　高喜弟的母亲，也就是刘婷妹的外婆，出生当天就成了孤儿。
　　刘婷妹的外婆出生前，在娘胎里横了两天，始终无法顺利分娩。接生婆说是撞了邪，接连请了好几个神婆跳大神也没用，最后实在没办法，被接生婆硬生生从娘肚子里拽了出来。她娘没熬过当天晚上，鲜血染红了大片稻草，一直渗到木板下的泥土里。
　　刘婷妹的外婆还没睁眼，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她父亲没钱再娶，只能一边种地，一边拉扯她长大。
　　刘婷妹的外婆五岁那年腊月，天寒地冻，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连荒野上都难寻半分鸟兽的踪迹。她父亲靠嚼树皮草根勉强撑了十几天，把乞讨来的最后一口玉米粥留给了她，自己却饿得直吐黄水，倒在四处漏风的茅草屋里，眼睛睁得圆鼓鼓，嘴半张着，活活饿死了。
　　成了孤儿后，刘婷妹的外婆跟着村里的老寡妇，在饥寒交迫里继续熬日子。村里人说她命硬，克死了爹娘，她信了。从此少言寡语，只像一头低头推磨的驴，默默艰难地苟活着。
　　七岁时，住在老寡妇隔壁的冯二狗，吃错树根拉了三天肚子，瘦得脱了形，面色蜡黄，连喘气都费劲。家里连一片菜叶、一把玉米面都没有，他空着肚子在茅草屋中央的木板上咽了气。第二天清晨，刘婷妹的外婆亲眼看着老寡妇用草席裹了他，像拖树桩一样拖出茅草屋，埋在村后的空地上，连个坟头都没立。
　　十三岁时，与她相依为命的老寡妇也因一场感冒撒手人寰。她开始种父亲留下的地，天热时满身虱子跳蚤，还长满痱子；天冷时咳得吐血。身边的同龄人一个接一个离世，有的挑水摔断腿，躺在稻草上溃烂而死；有的在夏日烈日下一头栽进地里，再也没爬起来；有的在寒冬夜里，活活冻死或饿死。
　　十五岁时，刘婷妹的外婆依然活得像牛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冷了就往薄被上加稻草，饿极了就使劲喝水。
　　十六岁，她嫁给了村里另一个孤儿王二麻子。
　　十七岁，生下大女儿，取名招弟；
　　十八岁，生下二女儿，取名再招；
　　二十岁，生三女儿，取名来弟；
　　二十一岁，终于生了个男婴，可没几天就夭折了；
　　二十二岁，生四女儿，取名迎弟；
　　二十四岁，生下一个女婴，没能活到第二天；
　　二十五岁，生五女儿，取名盼弟；
　　二十七岁，生六女儿，取名引弟；
　　二十八岁，生下了刘婷妹的母亲高喜弟；
　　三十岁，刘婷妹的外婆再次怀孕，肚子一天天隆起。她每天跪在观世音菩萨像前烧香磕头，嘴里反复念叨：“送个儿子给我吧，求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可临盆时，生下的依旧是个女儿。她望着襁褓里皱巴巴的小婴儿，眼神空洞，连给孩子取名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个女婴后来被送给邻村一户没有孩子的人家，换了一袋救命的红薯干。
　　此后，刘婷妹的外婆身体彻底垮了，再也怀不上孩子。她常常坐在门槛上，望着村口的路，一看就是大半天，嘴里喃喃着：“我的儿子啊，你怎么就不来呢……”直到四十岁那年，她得了急性肠胃炎，连续腹泻了两天两夜，在高烧中迷迷糊糊反复说着“儿子”两个字，永远闭上了眼睛，绝望地离开了这个冷酷的世界。
　　她到死都不知道，那个被送走的小女儿，后来在养父养母家还算平安长大，只是也像她一样，一生都在为生育子嗣、传宗接代而焦虑，为延续香火而苦苦挣扎。而高喜弟作为她的第七个女儿，继承的不仅是贫穷与劳作，更是那份对“儿子”近乎偏执的渴望。这份渴望像一条无形的锁链，牢牢捆住了她自己，也捆住了她的女儿们。
　　在高喜弟出生时的陆良县，所有女性自幼就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她们几乎无缘接受教育，没有土地继承权，没有可为之奋斗的希望，也没有可追求的理想目标，婚姻是她们唯一的寄托，亦是最终的归宿。她们可以成全所有人，却唯独无法善待自己。当她们的命运被传统观念预设，任何挣扎都会被无形的系统悄然归零，最终无情地打回原点，而她们，只能是最卑微的沉默者。
　　她们的一生都在为他人牺牲。一旦流露出些许不愿，周遭的人便会劝她们“走该走的路”，劝她们要守妇道，仿佛选择根本就不存在。她们的故事里，只有“明事理、懂规矩”；她们成了自身命运的囚徒，将所有经历都归结为宿命；她们拼尽全力，如牛马般勤劳，似羔羊般顺从，如尘土般卑微，既无痛苦的觉醒，也无快乐的感知；她们是残酷命运下最沉默的蝼蚁，最卑微的尘埃；她们熬过所有的迷茫，咽下所有的苦难与泪水，并非因命运的刁难，而是为了在某个瞬间，与藏在心底的宿命重逢，轮回；她们像一群不知疲倦的赶路人，闹钟响起便一头扎进生活的洪流，奋力划桨，只为抵达那个遥不可及的“彼岸”。
　　刘婷妹三岁那年，父亲在陆良县龙海山后山砍柴时不幸坠崖身亡。母亲高喜弟独自拉扯着四个年幼的女儿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大姐玲弟十四岁、二姐梦弟十五岁时便先后嫁人，分别换来了救命的三斗玉米和四斗小麦。
　　三姐想弟八岁那年因高烧引发持续咳嗽，最终吐血离世。
　　那是一个阴冷的冬天，想弟蜷缩在稻草堆上，小脸烧得通红，呼吸急促而微弱。高喜弟抱着她，跑了十几里路去找邻村一个据说懂些土方子的赤脚医生。医生摸了摸想弟滚烫的额头，又看了看她发紫的嘴唇，摇了摇头，给了几包不知名的草药，嘱咐高喜弟回去煎了给孩子灌下去。可那些苦涩的药汁，想弟根本咽不下去多少，即使咽下去了，也很快又吐了出来。她的咳嗽越来越厉害，有时咳得像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最后竟咳出了鲜红的血。
　　高喜弟抱着日渐消瘦、气息奄奄的想弟，除了流泪和一遍遍徒劳地呼唤她的名字，什么也做不了。家里没有钱，连最基本的退烧药都买不起，更别提去县城的医院了。想弟就在那个寒冷的深夜，在母亲绝望的怀抱里，像一片凋零的叶子，悄无声息地走了。她甚至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这个世界，没来得及弄明白“想弟”这个名字背后沉重的含义。想弟的离去，像一把钝刀，在高喜弟心上又剜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那伤口里不仅有丧女的悲痛，更有对命运无力反抗的绝望。她把想弟小小的身体用一块破旧的蓝布裹起来，埋在了茅草屋后的老槐树下，没有墓碑，甚至连个记号都没有，只有几抔黄土，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凄凉。
　　刘婷妹那时年纪还小，对死亡的概念还很模糊，她只记得三姐总是咳嗽，总是躺在稻草上，后来就不见了。母亲好几天都没有说话，眼睛红肿得像核桃，家里的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刘婷妹九岁那年，在陆良县一位民营企业主的无偿资助下，终于得以走进距村庄两公里外的一所小学读书。她穿着姐姐们留下的旧衣服，背着一个用碎布缝成的书包，里面装着几本旧书和半截铅笔头。她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上课时总是坐得笔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黑板，生怕错过老师讲的每一个字。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她还要帮母亲挑水、洗衣、做饭、喂猪、搓稻草绳，常常忙到深夜才能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煤油灯的光微弱昏黄，熏得她眼睛又红又肿，但她从未抱怨，只是把对知识的渴望深深埋在心底。
　　年幼的她已经知道，这是自己唯一能抓住的、或许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她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墙上渐渐贴满了鲜红的各种奖状。这让母亲高喜弟的脸上，偶尔会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尽管那笑容里仍然夹杂着对“儿子”的期盼，但对刘婷妹而言，这已是莫大的鼓励。
　　刘婷妹渐渐长大，考上了位于云南昆明的一所大学。可就在这一年，一直无偿资助她读书的民营企业主不幸离世，她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与此同时，母亲高喜弟也患上了偏头痛与腿疾，走路一瘸一拐，每逢下雨的夜晚，偏头痛让她彻夜难眠。无奈之下，她只得带着母亲一起到昆明读书。
　　高喜弟一字不识，没有文化，也没有工作经验，在昆明找工作处处碰壁。最后在一位拾荒者的指引下，她加入了拾荒的行列。
　　每天早上，高喜弟撑着竹竿，背着蛇皮袋，一瘸一拐，徒步几公里来到昆明东市区，她在街边的垃圾桶里翻找可变卖的废品。佝偻着腰，腿脚颠瘸的她，用那双布满裂口与老茧的手，在散发着馊臭味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塑料瓶、易拉罐、废纸板、废金属……但凡能换钱的东西，她都会小心翼翼地捡起，塞进那个沾满污垢的蛇皮袋里。
　　昆明的夏天潮湿多雨，垃圾桶里发酵的垃圾散发出刺鼻气味，绿头苍蝇在周围嗡嗡盘旋。当她顶着烈日，撑着竹竿，背着蛇皮袋一瘸一拐地走进东市区时，破旧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盐分在黝黑油腻的衣料表面析出一圈圈白渍。
　　昆明的冬天寒冷干燥，她那双毫无防护的手冻得通红肿胀，指关节僵硬得几乎不听使唤，却依旧坚持拾荒。她心里清楚，这个家还需要她，女儿刘婷妹的学费和生活费，正等着她用这些“垃圾”去换取。
　　刘婷妹在学校里除了刻苦学习，课余时间还打着各种零工：发传单、做家教、在餐馆洗盘子。她把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只为让母亲和自己能在昆明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勉强立足。
　　母女俩挤在昆明市东郊一间月租不足两百元的地下室里，狭小的房间仅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空气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霉味。
　　每当刘婷妹看到母亲拖着疲惫的身躯，撑着竹竿一瘸一拐地背着蛇皮袋回来，将皱巴巴的零钱一张张数给她时，心里便涌起一阵心疼，还有一股难以言说的酸涩与悲凉。她知道，母亲正用最卑微的方式，为她撑起一片求学的天空。
　　刘婷妹刚上大学二年级那年的中秋节，高喜弟从废品收购站卖完废品出来，在附近的便利店买了几个月饼，打算回出租屋过节。她撑着竹竿一瘸一拐地走在路上，看见一位流浪汉正不停向路人磕头乞讨。流浪汉注意到她手里塑料袋里的月饼，便说自己实在饿得厉害，恳求她能否给一个月饼当晚餐。
　　见流浪汉确实可怜，她随手拿出一个递到他手中。一个月饼在许多人眼中或许不值一提，可这却是她捡几十只塑料瓶或十几个废纸箱换来的。
　　她送流浪汉月饼的一幕，恰巧被一位正在拍视频的路人记录下来。拍摄者将视频配上“拾荒女大爱无疆”的标题发布到网上，视频迅速登上热搜，没几天观看量便突破了三千万人次。
　　看过这段视频的人，无不为她的善举深深感动。评论区里一片叫好声，清一色是支持与赞美，大家都鼓励她继续行善积德、践行大爱无疆的精神，还亲切地称她为“昆明好人”“昆明楷模”。
　　全国不少带货主播与网红大咖争相来到昆明采访她，跟着她撑着竹竿、一瘸一拐、背着蛇皮袋的拾荒脚步一路直播，用尽了赞美之词。面对铺天盖地的采访与直播，她始终重复着那句话：“我就是个捡垃圾的，我很苦，但我看不得别人比我苦。”
　　这句话让她再次在网络走红、广泛传播，让更多人认识了拾荒者高喜弟——这位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苦的大善人、大好人。随着舆论的不断发酵，有人开始称她为慈善家、时代的良心，甚至有人说她是哲学家。她迅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更多带货主播与网红大咖接踵而来，追寻着她撑着竹竿、一瘸一拐、背着蛇皮袋的拾荒脚步。
　　有些带货主播辗转数千公里来到昆明，只为能与她同框直播。
　　有几位主播一路尾随她，来到了她和女儿刘婷妹租住的地下室。当看到母女俩的生活环境与条件时，他们惊愕不已，觉得不可思议。但几分钟后，他们便对着镜头高声疾呼：“请大家睁开眼睛看看！这位被称为慈善家、哲学家的大善人，住的是什么地方？门缝上糊着旧日历挡风，上厕所、用水都得从地下室跑到一楼地面。她自己还在贫困线上挣扎，却见不得别人比她苦。只要看到别人比她苦，她心里就疼！她的善良，单纯得让人心碎，单纯得让人流泪！”
　　此情此景，直播间里观众的评论依旧以支持与赞美为主：“她活出了自己的价值”“这样的人生才叫精彩”“最美的昆明人”。
　　偶尔也有人留言：“她的日子太苦了，应该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一些，再去帮助别人。”
　　评论区随即有人群起回怼：“我们不能连她献爱心的权利都剥夺！她懂得放下物质欲望、追求精神富足，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慈大悲，是至高的人生境界。”
　　“就是！你这种人根本不懂什么叫高尚！她的精神世界比你这种只知道追求物质的人富足多了！”有人补充道。
　　“她这是菩萨心肠，是在积德，老天爷都会保佑她的！”这些评论如潮水般淹没了那微弱的理性声音。
　　高喜弟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感到茫然无措。她不明白自己只是给了一个快饿死的人一个月饼，怎么就成了“慈善家”“哲学家”“昆明好人”“时代良心”。
　　她依旧每天撑着竹竿，一瘸一拐地背着蛇皮袋去拾荒，只是身边多了许多扛着摄像机、举着手机的人。他们像影子般跟着她，记录下她每一次弯腰、每一回翻找垃圾的动作，再配上感人的音乐和煽情的解说，将她塑造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只为他人奉献的圣人。
　　有个卖垃圾桶的商家找到她，想请她代言垃圾桶，承诺给她一笔不菲的代言费。高喜弟本能地拒绝了，她觉得自己就是个捡垃圾的，不配代言任何东西。但那些人告诉她，这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她的善举、学习她的精神。在众人的劝说下，她半推半就地答应了。可当她拿着人生中第一笔“巨款”时，却不知道该怎么花。她首先想到的是给女儿刘婷妹买几件新衣服、改善伙食，可很快就有人“提醒”她：“高阿姨，您现在是公众人物了，要注意形象，这些钱应该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比如捐给那些比您更苦的人。”
　　高喜弟愣住了。她看着手里的钱，想起地下室潮湿发霉的空气，想起女儿因长期营养不良而苍白的脸，想起自己每到阴雨天就钻心疼痛的腿和头。但她最终还是把大部分钱捐了出去，只留下一小部分给刘婷妹交了学费。她开始隐隐觉得，大家都说她善良，她就应该一直善良下去，不能让人失望。
　　刘婷妹看着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光环”裹挟，一步步走向她无法理解的方向，心里焦急万分。她不止一次劝母亲：“妈妈，我们别管那些了，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可高喜弟总是摇摇头，眼神里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固执：“婷妹，他们都说妈是好人，妈不能做让他们失望的事。妈苦点没关系，只要能帮到比我苦的人就行。”
　　刘婷妹知道，母亲心中那份“善良”的执念，早已和过去的苦难、他人的期待以及网络上的赞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让她无法挣脱。
　　高喜弟依旧每天撑着竹竿，一瘸一拐地背着蛇皮袋去拾荒，只是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眉宇间的疲惫和茫然却越来越深。她依然会把用垃圾换来的食物分给比她更苦的人，依然会把微薄的收入捐出一部分，但她的眼神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只剩下麻木的顺从。
　　刘婷妹看着母亲，就像看到了外婆的影子。外婆被“生儿子”的执念困住了一生，母亲也曾被同样的念头束缚，如今又被“做好人”的执念推向另一个深渊。她们都在为外界赋予的“意义”而活，唯独忽略了自己真实的需求和感受。
　　刘婷妹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她不知道母亲在这条被外界定义的“善良”之路上还要走多久、会走向何方，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帮母亲挣脱这无形的枷锁。地下室的霉味似乎更浓了，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各路带货主播、网红大咖与观众一起，毫不吝啬地将“大好人”“崇高”“无私”“大爱无疆”“大善人”“慈善家”“哲学家”这些词送给了她。
　　高喜弟的善举被媒体赞美，让大众感动，正能量也在这份共鸣中源源不断地传递着。
　　她渐渐不再是那个靠拾荒为生、靠拾荒才能活下去的高喜弟。她成了一个失去独立意志的个体，被媒体渴望的舆论、网络推崇的道德结结实实地绑架了。她就像大海里的一滴水，与整片海洋融为一体，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全凭海浪的推涌。她仿佛被架上了一台飞速运转的跑步机，永远抵达不了终点，却必须永远活成网络舆论期待的样子。她拾荒的意义，不在于生活本身的窘迫，而在于网络的需要、网络的描摹。她被网络舆论与媒体诉求共同堆砌起的高墙，严严实实地禁锢在了里面。
　　如果说世界上最无耻、最阴险也最歹毒的赞美，莫过于用穷人的艰辛与苦难编造慈善故事，编造大爱无疆的故事，编造越贫穷就会越幸福的故事，愚弄底层民众；那么更无耻的，便是给这苦难中滋生的所谓“奉献精神”披上崇高的外衣，让他们心甘情愿、前赴后继地走上牺牲的祭坛。
　　高喜弟几十年来，从未为自己活过哪怕一分一秒。她的人生从懵懂无知的孩童时代，到渴望生儿子却始终未能如愿，到靠拾荒艰难求生，最终走向被献祭的结局。这一生，她历经无数苦难，落下一身疾病。她曾以为每个女人活着都是如此，也都应该如此，都要经受这般煎熬。在昆明那些难眠的深夜里，她总会想起年轻时爬过的陆良县龙海山，想起那些挨过的饿、受过的冻。只是如今，她终于不必再渴望生儿子，不必再听旁人议论她“不会生儿子”的窘境。她一生从未做错过什么，错的是她从未拥有过自由选择的权利。她不是失败的象征，而是无数缺乏选择权的女性的缩影——表面上看，她似乎拥有些许可自主选择的空间，实则不过是在一条极其纤细的钢丝上行走，被传统与世俗的强大力量强行推着向前。她像一头被硬架在牛车上的老牛，只能埋头拉车，不仅不能向左或向右偏移，甚至连向后退一步都不被允许。
　　她被裹挟进无法选择的婚姻，被定义、被要求遵循特定的道德准则，却无力反抗；她在凄惨落寞中生活，无人可以倾诉。她被“守规矩、明事理”的“好女人”标准紧紧束缚：不能吵架，不能抱怨，不该委屈，不必计较；要生儿子，要守规矩，要明事理，要忍让，要夫唱妇随，要成就家里的男人。可这一切的代价，却是她必须承受一生的痛苦、贫穷与苦难。
　　痛苦与幸福是相互依存的感受力——没有痛苦便无从感知幸福，感受不到的幸福不是真的幸福，感受不到的痛苦也不是真的痛苦。光明与黑暗是相互映照的认知力——光明可以是黑暗，黑暗亦可以是光明。人唯有学会为黑暗与痛苦赋予意义，才能构建起自身存在的价值。
　　高喜弟拄着竹竿、一瘸一拐背着蛇皮袋拾荒，最终被称为“慈善家”“哲学家”的故事，在刘婷妹就读的大学校园里传开了。全校师生纷纷称颂她、追捧她，尊称她为“励志妹”。然而，师生们将她捧为“励志妹”，并非因为她与母亲吃过多少苦、做过多少善事或取得过多么辉煌的成就，而是源于对她们母女“异于常人”的凝视，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猎奇心理。她们母女越“特别”，大家就越关注；她们越“辛苦”，大家就越追捧，甚至借此将她们的“苦难”与“高尚纯洁”“哲学”“大慈大悲的佛祖”“神性”挂钩。
　　大学校园里时不时会流出一张刘婷妹吃馒头的照片，并被大力歌颂：有拎着馒头去教室的，有拎着馒头等公交车的，有拎着馒头走路的。仿佛馒头成了她的标签，成了她苦难的象征，成了她励志故事的注脚。好像她过得越艰苦朴素、越常吃馒头，就越能证明她是全校师生的榜样，越值得钦佩与敬仰。
　　倘若某一天，有人看见刘婷妹穿着体面的衣服、踩着名牌运动鞋，去学校的高级餐厅吃一顿饭，全校师生还会称她为“励志妹”吗？
　　这种“吹捧”与“歌颂”里，实则带着浓烈的恶意，仿佛在说“最惨就是最美，就是励志；只有苦难才励志，只有艰辛才励志”。英雄就该艰苦朴素，励志就该吃苦，就该一辈子吃馒头。
　　他们将刘婷妹塑造成一个必须永远与馒头为伴、与正常生活绝缘的符号。仿佛她一旦流露出哪怕一丝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励志”的光环就会瞬间破碎，她奋斗的故事也会失去价值。这种以“励志”为名的绑架，与网络舆论对高喜弟的道德绑架如出一辙：都是将个体框定在预设的轨道上，剥夺了她们追求更好生活的权利。
　　他们不需要知道刘婷妹家庭的遭遇，也不需要知道她的过去。全校师生需要一个“受难者”式的励志故事，来安放他们对纯粹的向往、对现实的焦虑，来体现出他们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他们在仰望高山时，总是更愿意看到山顶的积雪，而非山腰的繁花。刘婷妹的形象满足了全校师生对苦难的一种理想化想象，因此她必须吃馒头，不断遭受苦难，并与世俗保持距离。
　　她不能有丝毫“享乐”的想法，不能流露出对物质的正常渴望，甚至连改善生活的微小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变质”。
　　有一次，她用兼职攒下的钱给母亲买了一件稍微厚实些的棉衣，照片不知被谁传到了校园论坛上，底下竟出现了“忘记初心”“开始追求物质享受”的质疑声。那一刻，刘婷妹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比昆明的冬天更冷。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和母亲努力生活、想要摆脱一点点苦难，都会遭受如此苛责？难道她们就活该永远穿着破旧的衣服、永远住在阴暗的地下室、永远与“精致”和“舒适”绝缘，才能配得上“励志”这两个字吗？这种被强加的“励志”枷锁，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开始怀疑，自己苦苦追求的知识，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知识不能让她和母亲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反而让她们成为众人眼中符号化的“苦难标本”“励志标本”“善良标本”，那么这一切的意义又在哪里？
　　刘婷妹并非在道德层面与人性战斗、博弈、纠缠，而是与千百万年来形成的人性本能对抗，与刻在DNA里的人性搏杀，而她能做的唯有理解与尊重人性。她不必变得愤世嫉俗，而是变得刀枪不入，变得宽容博大。因为宽容不是虚弱者的“软糖”，而是强者给予自己最基本的诚实。
　　刘婷妹大学毕业后，做过保险销售员、房产中介、药店营业员，也当过外卖骑手、酒店清洁工和商场导购。失业时，她曾和母亲一起拾荒，还收养了许多受伤的流浪猫、流浪狗，带着它们到李娇娇的宠物用品与保健医院接受治疗。
　　看着刘婷妹抱着奄奄一息的流浪动物焦急的模样，李娇娇不仅没收治疗费，还耐心教她如何照料受伤的小动物。那段日子，宠物医院成了刘婷妹除出租屋外，另一个能感受到些许温暖的地方。
　　下班后或周末，她总会去李娇娇的宠物医院帮忙：打扫卫生、给住院的小动物喂食换药。这既是为了抵销部分流浪动物的医药费，也是一种无声的报答。
　　刘婷妹母女的生活依旧在清贫与奔波中继续，但她从未放弃学习。她利用一切碎片时间写作，记录自己的经历与见闻。母亲高喜弟的身体每况愈下，常年劳累与营养不良让她患上多种慢性病。刘婷妹白天拼命工作，晚上回家还要照顾母亲——煎药、按摩，忙个不停。有时深夜，她会坐在狭小的桌前，望着窗外昆明的万家灯火，继续写作。
　　她的文字质朴无华，却满含真情实感，像一股清流，在充斥着猎奇与炒作的网络世界里渐渐吸引了读者。大家被母女俩顽强的生活态度深深打动。
　　高喜弟虽看不懂女儿的文字，却能感受到她脸上渐多的笑容，以及眼神中愈发坚定的光芒。她依旧会去拾荒，只是刘婷妹不再让她走太远，还帮她联系了固定的废品回收点。偶尔，刘婷妹会把文章读给母亲听，高喜弟听不懂复杂的词汇，却能捕捉到女儿语气里的真诚与力量。她会安静地听着，然后用粗糙的手摸摸女儿的头：“婷妹啊，只要是你写的，妈听着心里就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