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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九月的诊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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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是在一个星期三下午出来的。
那天早自习时,章虞盯着黑板上的几何图形,忽然发现那些线条开始流动、扭曲。她闭了闭眼,再睁开时,黑板变成了一块模糊的毛玻璃。
“小虞?”同桌碰了碰她的手肘,“你脸色好白。”
“没事。”她说,声音很轻,“可能没睡好。”
但接下来的物理课上,她握着笔的手开始发抖。不是紧张的那种抖,而是不受控制的、细微的震颤,像有微弱的电流通过她的神经末梢。她用力握住笔杆,指节泛白,可笔尖还是在试卷上划出歪斜的轨迹。
中午在食堂,她第一次尝不出饭菜的味道。土豆烧肉吃在嘴里像嚼蜡,西红柿蛋汤喝下去只有温吞吞的液体感。她放下筷子,看着饭盒里红红黄黄的菜色,忽然觉得那些颜色鲜艳得刺眼。
“你怎么不吃?”坐在对面的女生问。
“不太饿。”章虞说。她端起饭盒起身,走向洗碗池。转身时,视线边缘闪过一片黑斑,像墨水滴进清水里,慢慢晕开又收拢。
下午第一节是体育课。女生们在操场边练排球,章虞站在发球线后,举起球。阳光很好,九月的天空蓝得没有一丝云。她抛起球,抬手击打——就在那一瞬间,整个世界突然倾斜了。
不是眩晕,不是头晕。是更恐怖的东西:她的左臂没有抬起来。
大脑发出了指令,可手臂悬在半空,像断了线的木偶。排球落下来,砸在她的肩膀上,然后滚到地上,一下,两下,弹跳着滚远了。
“章虞?”体育老师走过来,“怎么了?”
她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左手。它现在听话地垂在身侧,五指微微蜷曲,看起来完全正常。可刚才那几秒钟,它不属于她。
“老师,”她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想请假去医务室。”
校医给她量了体温,正常。血压,也正常。问她是不是没吃午饭,是不是低血糖。章虞摇头,想说不是的,不只是这样。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怎么说呢?说世界偶尔会变成毛玻璃?说自己的手会突然叛变?
“回去好好休息。”校医说,“要是还不舒服,就让家长带去医院看看。”
那天晚上,她在饭桌上夹菜时,筷子掉了。很轻的“啪嗒”一声,落在瓷砖地上。
父亲从报纸后抬起头:“怎么了?”
“手滑了。”章虞弯腰捡筷子。起身时,一阵尖锐的疼痛刺穿后脑,像有根针从枕骨一直扎到眉心。她僵住了,保持弯腰的姿势,等待着疼痛过去。
“小虞?”母亲放下碗。
疼痛来得快去得也快,留下一种冰凉的麻痹感。章虞慢慢直起身,挤出一个笑:“真没事,就是今天体育课有点累。”
但夜里,她醒了。
是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惊醒的——她的右手在抽搐。不是做梦,是真实的、有节奏的收缩,五指蜷起又松开,像在弹一首无声的钢琴曲。她睁大眼睛,在黑暗里看着那只自己动起来的手,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那不是她的身体。至少不完全是。
第二天早上,她对父母说了实话。
去医院的路上,母亲一直握着她的手。父亲坐在出租车前排,时不时从后视镜看她。章虞看着窗外,九月的街道,梧桐叶还没黄,阳光穿过枝叶,在柏油路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她想记住这些——每一片叶子的形状,每一道光线的角度。
神经内科的诊室里,医生听完她的描述,开了检查单。
脑电图、CT,还有一项叫磁共振的新技术,医生说是刚从国外引进的,全市只有这台机器。“看得清楚。”医生说话时没有看她,一直在写病历。
做磁共振时,她躺进一个白色的圆筒里。机器发出巨大的、有节奏的撞击声,像有巨人在头顶敲打铁皮屋顶。她闭着眼,在心里默数那些撞击。数到第七十三下时,忽然想起林谦。
想起他弯腰捡球时,后颈露出的那一小块皮肤。想起他说“我知道”时的语气。
如果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这样清晰地想起他——在疼痛和恐惧还没有完全占据她的大脑之前——她一定会想得更久一点,更仔细一点。
但当时她只是数着撞击声,等待着检查结束。
报告是三天后取的。
父亲去取的。回来时,他的脸色像一夜之间老了十岁。母亲接过那张薄薄的纸,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坐到椅子上,纸从她手里飘落,落在瓷砖地上。
章虞捡起来。
纸上是黑白图像,像一张抽象的天空照片,云层密布。但在那些灰白的纹理中间,有一团不该存在的阴影,边界模糊,像一滴墨水滴在了宣纸上。
诊断意见那一栏,写着英文和中文:胶质母细胞瘤,WHO IV级。
她看不懂,但看懂了后面的四个字:高级别恶性。
还有括号里的补充:位于左侧颞顶叶,累及运动及语言功能区。建议尽快手术。
诊室里,医生的话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经过了斟酌:“位置不好,手术风险很大。即便手术成功,复发率也……很高。”
“多高?”父亲问。
医生沉默了几秒:“百分之九十以上,在两年内。”
母亲捂住了嘴。
章虞坐在那里,看着医生白大褂上的纽扣。是金属的,在日光灯下反着冷光。她忽然想,这间诊室的窗户朝北,所以没有阳光。如果朝南就好了,九月的阳光照进来,至少不会这么冷。
“还有多久?”她听见自己问。
医生看向她,眼神里有种专业性的怜悯:“如果积极治疗,手术加放化疗,也许……一年到一年半。”
“如果不治疗呢?”
“小虞!”母亲抓住她的手。
医生推了推眼镜:“三到六个月。而且最后阶段,症状会……比较痛苦。”
诊室里安静下来。窗外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章虞站起来:“谢谢医生。”
她走出诊室,父母跟在后面。走廊很长,两边是紧闭的门,每扇门后都有人在接受判决。她走得很稳,一步一步,数着脚下的地砖。
一块,两块,三块。
数到第二十七块时,她停下来,看向走廊尽头的窗户。窗外是医院的小花园,有个穿病号服的老人在晒太阳,轮椅边停着一根拐杖。
阳光很好。
她忽然想起素描本里,那张没画完的林谦的背影。昨晚她本来打算画完的,可是手抖得厉害,线条总是画歪。
也许再也画不完了。
这个念头第一次清晰地浮现出来,像一根针,轻轻刺破了这些天来的麻木。
“小虞……”母亲走到她身边,声音哽咽。
章虞转过身,看着父母通红的眼睛。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说“别担心”,或者说“我会没事的”。
但最后,她只是伸手,轻轻抱了抱母亲。
“妈,”她说,声音很平静,“我们回家吧。”
出租车里,她坐在后排中间。父亲一直看着窗外,母亲紧紧握着她的手。章虞摊开另一只手,看着掌心的纹路。生命线很长,爱情线有分叉,以前同学还说她的手相好。
原来手相也会骗人。
车经过学校时,刚好是放学时间。穿着校服的学生涌出校门,三三两两,说说笑笑。章虞看见几个熟悉的身影,是同班同学。她们正讨论周末要去哪里玩,有个女生笑得前仰后合。
红灯亮了,车停下来。
就在斑马线对面,她看见了林谦。
他背着书包,正和几个男生说话。不知道说了什么,他笑起来,右边脸颊露出那个很浅的酒窝。阳光照在他身上,校服白得晃眼。
章虞一动不动地看着。
距离大概二十米,中间隔着人流和车流。只要她下车,跑过去,三十秒就能到他面前。
她要说什么?
“林谦,我得了脑癌,可能要死了。”
还是“林谦,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或者什么都不说,只是走到他面前,看看他的眼睛,记住他瞳孔里自己的倒影?
绿灯亮了。
出租车缓缓启动。林谦的身影向后移动,变小,最后消失在人群里。
章虞回过头,看向前方。车窗外的街景开始模糊,不是因为她哭了——她没有哭——而是因为视野又开始出现那些黑斑,像老式电视机收不到信号时的雪花点。
她闭上眼睛。
黑暗里,她看见那个篮球场,1987年9月8日,下午四点十七分。
篮球停在她脚边。
他说:“抱歉。”
她说:“没关系的。”
那是他们之间,最长的一次对话。
后来她反复回忆那个场景,像反复播放一盘珍贵的录像带。每一次暂停,放大细节:他弯腰时衬衫下摆扬起的弧度,他抬头时睫毛在阳光下的阴影,他跑回球场时,风把他的头发吹向哪一边。
每一次回忆,都像是在加固记忆的堤坝。
因为她知道,迟早有一天,潮水会涨上来。
不是死亡的潮水——是更残忍的东西。
是遗忘。
医生说的话里,有一句她听懂了:“肿瘤在语言功能区附近,后期可能会影响记忆和认知。”
也就是说,在死之前,她可能会先忘记。
忘记自己的名字,忘记怎么画画,忘记1987年九月的那个下午,忘记一个叫林谦的男生,忘记她曾经怎样漫长而寂静地,爱过一个人。
这才是最公平的判决:既然她从未拥有,那就连记忆也不配留下。
出租车驶过最后一个路口,家的轮廓出现在前方。
章虞睁开眼,最后一次回头,看向学校的方向。
已经看不见了。
但她知道,在那座红砖教学楼里,在她的课桌抽屉深处,素描本安静地躺着。翻到第七页,是那个未完成的背影。
也许该画完了。
趁她的手还能握住笔,趁她的眼睛还能看清线条,趁她的大脑还记得——那个笑容,那个酒窝,那滴在1987年的阳光里,亮得像流星的汗。
趁天亮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