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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 ...


  •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按照年代分类如下:

      1)汉代及以前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是公元前二年,一个与我国甘肃有渊源的外国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也有传说:在与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226在位同时的秦始皇公元前246-210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到我国咸阳。

      虽然传说纷纭,但一般公认,佛教在中国传报开始于汉明帝时代。史籍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67年他们同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同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当然,也有传说汉恒帝时期,中国开始了佛教的传播。

      历史上类似玄奘法师这类人物,还有法显和义净法师。法显法师于公元399年,以六十五岁高龄发迹长安,涉流沙、逾葱岭,徒步数万里,遍游北印,广参圣迹,学习梵文,抄录经典,历时多年,复泛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经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而后返国。时年已八十岁,仍从事佛经翻译。他著有《佛国记》,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义净法师稍晚于玄奘,取道南海去印度求法,经时二十五载,凡历三十余国,寻求律藏,遍礼圣迹。回国后翻译经律五十多部二百多卷,撰有《南海寄归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法显、义净和玄奘法师一样,都是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法忘身,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求真理而百折不挠,鲁迅称赞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确非过誉。他们为我们伟大民族争得了荣誉,为灿烂的东方文化增添了异彩,为佛教的发扬光大建立了不世出的奇勋。他们是不朽的翻译家、思想家和旅行家,他们对祖国文化的发展和提高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每逢时衰世乱,人心颓丧的结果,不是倾向现实,追求奢靡的生活,便是逃避现实,追慕高远的境界。举如:北朝石勒称王,嗜杀好货,野蛮成性,而印度名僧佛图澄,便在此时进入中国,在后赵石勒的区域,宣扬佛教的慈悲教化。佛图澄除了宣扬教理以外,唯一特点,就是曾显示了许多神通,不但使石勒信仰而减少杀机,同时也使很多人相率信服不已。并且他又传授佛学的修证方法,提倡安般守意(安静、调息、守意入定)的禅定法门,使人们在相信佛教学理之外,又有确实修持方法可循,与中国道家的养生方术,可谓相得益彰,而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佛学谈空说有的口头理论以外,确有神通、禅定的实证方法和事实可凭,这也是佛教由佛图澄而大肆开展的最大原因。后来他的中国弟子道安法师,是个学问博洽,兼通世务,德重当时的学者,关于中国僧界的主要弘扬者,首先要提到道安法师。

      道安法师是我国第一个僧伽制度建立者。他整理了已译出的经典,撰成了中国第一部“经录”;他极力奖励翻译事业,并第一次总结了翻译的经验。道安和他的弟子们寻求戒律的热心,对于律藏的充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他的主持下,翻出了许多重要经论,集中和培养了许多学者和翻译人才,为后来鸠摩罗什的大规模翻译事业准备了有利条件。

      而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开山祖师慧远大师,也就是道安法师的得意弟子之一。慧远大师,少为儒生,博极群书,尤其深通《周易》《老》《庄》三玄之学,并习道家方术,后因避乱南下,从道安法师出家。因爱庐山的风景,便邀约当时名士,如陶渊明、刘遗民等人,会结白莲社于山中,取《阿弥陀》、《观无量寿》等佛经为闪则,专门提倡称念佛号的“南无阿弥陀佛”,以祈求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佛国,便成为后世净土宗的初祖。慧远大师净土宗的建立,可以说是形成中国佛教的真正开始,也是佛教富有宗教精神最显明的一面。由于净土宗的创立,使佛教在中国,确定了宗教的精神和形式,而且直到了现在千余年来,一句“阿弥陀佛”,已经变成中国社会的流行口语,不管是精心修持或脱口的称引,到处都可听到国人所说的阿弥陀佛了。

      佛教经论大规模有系统的翻译,应该说是开始于五世纪初的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个传奇人物(金庸小说里的鸠摩智,我总怀疑与鸠摩罗什有着某种渊源),苻坚大帝因为想得到他,派兵去攻打并灭掉了他的国家。历经数年数代,鸠摩罗什终于辗转来到中国,他的翻译事业,得到姚秦政府的大力支持,也有一大批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义学僧人辅助。当然,他的伟大成就,更缘于他丰富的学识和持久的努力,这一位有印度血统在今天中国西北新疆库车出生的智慧卓越的大师,是中印两大民族共同的光荣。他和后来的玄奘法师是翻译事业中两大巨匠,他所译出的三百多卷典籍,不仅是佛教的宝藏,而且也是文学的重要遗产,它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上的影响非常巨大。在他的讲授和指导下,造就了成千的人才,使当时的佛教得到大大的提高和发展。民间关于鸠摩罗什舌头不烂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

      就佛学方面来说,鸠摩罗什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由龙树创立的中观系统典籍的介绍。由于他的努力,这一系的经论著作,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维摩经》、《法华经》、《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金刚经》等,以及《大品般若经》的解释-《大智度论》,都传到中国来,为中国法性宗开辟了广大的基地。其次,鸠摩罗什还译有声闻乘中的一部重要论著-《成实论》,起初与中观三论或”四论”,加《大智度论》相辅流行,之后逐渐形成了独立学派,在南北朝期间盛极一时,后人称为成实师。这一学派在声闻乘中是比较接近大乘的一系。

      3)隋唐时期的佛教
      由汉末魏晋南北朝以来,学术思想的风气,一反两汉的朴质,普遍趋向于形而上的追求,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学术,也便在这个时期,日益发达。儒家学说,依违佛道之间。复因南北朝以来帝王政权的提倡,佛教受到朝野的尊崇,无以复加。但由两晋到隋唐之间的佛教,大半仍随印度佛教方式,受中国文化的洗炼,在渐渐蜕变当中。到了南朝梁武帝时代,因他对宗教信仰,特别有兴趣,所以对佛、道两教,也都并存信奉,不过对佛教更有偏好,南朝佛教寺院林立,凡名山胜迹,多半有寺庙的建立,所以唐人杜牧《江南春》的题咏里,便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名句。可是这还只是指大江南北附近的佛寺而言,至如黄河南北的佛教建筑,尚不包括在内。与其说南北朝的文化思想,是玄学的时期,毋宁说是宗教文化思想的时期来得恰当。

      在梁武帝和北魏武帝时代,印度佛教的教外别传,禅宗第二十八代祖师菩提达摩由海道到达广东,东来中国,与梁武帝一度对话不合,便渡江而北,隐居在嵩山的少林寺,面壁九年,这便是禅宗传入中国的开始。

      自初唐以后,禅宗大兴,使佛教一跃而变为纯粹中国化的佛教,慧远大师创立净土宗,和菩提达摩传入禅宗,可以说是两件大事因缘。因为学术思想,和政治因素的交错为用,使南北朝六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文化,陷在一个非常紊乱的局面。因此隋唐之间,有文中子——王通的讲学河汾,综罗洗刷儒、佛、道三家的学术思想,开创初唐以来的唐代文化。这个时期,隋有智顗大师正式创建了佛教的天台宗,以禅那的“止观”为佛教实证的方法,用三种止观的体系,统摄全部佛学教理,开始分科判教,对佛学传承,作系统的批判整理。智者大师著有《摩诃止观》一书,应是中国佛教第一部佛学导论或概论的巨著。后来宋代永明寿禅师等所著的《宗镜录》,算足第二部佛学导沦的巨著。

      4)唐代建国的初期
      以唐太宗的英明雄略,辅以初唐开国时期的文武将相,大多都是博识之才,加以接受了六朝以来的政治经验和惨痛教训,对于宗教的态度,无论为佛教、道教,甚至景教、袄教,都是一律优容,任由全国上下,自由信仰。在政府的体制里,僧有僧正,道有道箓,等于已经设立了各个宗教的专门管理部门。这时在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最大的一件大事,便是玄奘大师自印度留学回国。

      玄奘法师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事业,译出经论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约五十万颂;他的系统的翻译规模、严谨的翻译作风和巨大的翻译成果,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超前绝后的光辉典范。而他的成就和贡献不仅在佛教方面,而且在学术方面,都是非常重大的。他不仅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译传了大乘瑜伽有宗一系的经论,而且把空宗的根本大经--《大般若经》二十万颂也完全翻译过来;又把小乘说一切有部的重要论典几乎全译过来。另外,他又独得印度一位罕有的佛教天才大师护法菩萨的秘传之作,如和会空有两宗的《广百论释》和编入《成唯识论》的护法正义,印度都无传本。由此可见,他实际上已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故在戒日王为他举行的十八日无遮大会上,他高踞狮座,陈义立宗,无人敢出而与他对扬争锋。

      因此,大乘学者共尊玄奘法师为”大乘天”Mahāyānadeva,即”大乘的神”,为祖国赢得了当时两大文明古国间学术上最高的荣誉。一个学者在外国享到这样高的尊敬,除了各大宗教的教主,历史上尚无第二人。直到现在日本佛教学者仍然认为玄奘法师这样的人才,只有中国这个伟大民族才能产生出来,玄奘法师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玄奘回国后,唐太宗为他设立译场,集中国内学僧与文人名士数千人,参加佛经的翻译工作。太宗一面尽力提倡宗亲教主的道教(道教奉道家的老子为教主,老子姓李,与唐同姓),一面也笃信佛教的宗旨,而且对玄奘大师,敬爱有加,几次劝他还俗出任宰辅,都被玄奘大师所婉拒。因玄奘大师唯识法相的弘扬,使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的经典,在中国得剑广泛传播。

      同时,因法藏(贤首)大师建立华严宗,使佛教更为兴盛。随天台宗以后,复因华严宗的观点,对全部佛教教理,有更进一层的分判。接着道宣法师极力兴起律宗,佛教戒律的确立,和中国佛教的规范,便从此奠定,基础稳固。随之而来,三论、俱舍、成实等佛教宗派,也欣欣向荣,争放奇葩,各自发扬它的门庭学系,形成中国佛教的十宗教派。

      5)唐代禅宗的改制和密宗的兴起
      由于初唐时期文化思想的博厚雄浑,佛教学者的名僧辈出,他们都以才堪大用的资质,从事于弘扬宗教的事业。使中国佛教真正开展的,应该归功于唐代。到了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正好当佛教学僧们钻进佛经学术的注疏、述论的牛角尖,多数佛教名匠的博雅学者,大阐其佛学义理,和相率走近了迷宫似的唯识、法相之学的时候;禅宗忽然崛起,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相标榜,极其适合中国人的简朴,和唐代思想学风朴实浑厚的要求。而且在遍地都是佛学学者的情景里,禅宗又出了一位目不识丁的大匠——六祖慧能。他在广东曹溪,对平民社会大肆弘扬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宗旨。同时还有他的同学师兄神秀,在武则天的王朝里,被尊为国师的地位,也大弘其禅宗的佛法。神秀大师的学识很好,他的禅学,是以渐修为主,因为唐朝宫廷及士大夫的崇奉,禅学在从政的知识分子中极为普遍。慧能大师的一支,是以顿悟为主,因为他出身平民,不依文字,说法都用通常的口头语,使高深难懂的佛学,完全脱离酸腐的头巾气味,一变而为纯粹通俗的平民哲学,所以禅宗的宗风,便如风行草偃,大为畅兴。他们师兄弟在初唐时期,对于朝野的影响,形成南北上下两股交汇的巨流,自然要冲击到今后学术思想的转变,形成别开生面的光华了。

      慧能大师一支的禅宗,以后便风行全国,我们尽可强调地说:“请看唐室之域中,尽是禅宗之天下”了。自他再传以后,便有马祖道一禅师,和他的弟子百丈禅师二人,毅然改制,把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规模,一变而为中国式的丛林制度。当时百丈师徒,被佛教徒们骂为破戒比丘,极尽诋毁讥评。殊不知以后佛教之所以能够长久传布,却全靠这个制度而存在,其规制的流传,时至今日,并为国内外的佛教寺院所仿行。而且这种制度,影响后来中国社会,政治体制,都有很大的作用。禅宗丛林制度的特色,约有四点:

      1、改革佛教徒僧众们以乞化为生的依赖性,以集体从事农业生产,达到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
      2、集中修持,以导师制来领导学者,从事知行合一的实证佛学。
      3、消除刻板的宗教迷信仪式,以身心实践求证,完成人性佛性的心佛平等,集体教学的目的。
      4、以适合中国文化和国情的清规,取代一部分印度化的戒律,建立群众和个人行为道德的标准。所以宋代大儒程伊川,叹为“三代礼乐,尽在是矣”。
      一般说慧能大师一派禅宗的兴起,是佛教的革命。其实真正佛教的革命性史实,应该推尊于百丈禅师的改制才对。

      唐代的佛教,自禅宗的崛起,使佛教成为一个纯粹理性的宗教,变成中国文化的巨流。此外,还有初唐时期,由北印度传入西藏地方的密宗;和中唐时期,由中南印度传入中国的密宗,也是中国佛教史上一大转变。印度佛教有密宗的必起,依据比较可靠的史实,实在是在后期佛教学说,综合般若中观与唯识的佛教学理,融合印度固有的婆罗门、瑜伽术的修持方法,所形成的一个兼容古今修证方法的宗派,而且和释迦牟尼住世时代所说的修证方法,大有出入,这是一个非常驳杂与繁复的问题,一言难尽。总之,在唐太宗开国的时期,西藏王松赞干布要求内地文化的传播,只因唐太宗的宰相房玄龄一念之差,没有准许他的请求。后来除了答应下嫁文成公主,带去部分的佛经、佛像,和跟去几位道士等以外,始终没有重视文化的传播。一个政治措施的影响,岂但只为“百年大计”,同时也要顾及“远垂千古”,此于后世史家或读史者所见得失成败之效,概可客观判定的。西藏地方从此便转向印度,以乞求文化的传播,最初请了几位名僧入藏,开始传播佛教文化,模仿梵文而制立藏文,跟着便有密教大师莲花生的入藏,弘扬密宗的教法。

      于是西藏便在唐代以后,完全成为佛教密宗的佛土,而且演变为政治宗教合一的特别行政区域。历宋元明清以来,密教在西藏的传承,始终不衰,中间虽然难免也有内部派别之分,但其密教形式,并无多大变更,一个高居雪山北麓的高原,历一千四百余年,成为佛教文化的世外桃源,这也算是东方历史的奇迹。西藏的密教,由原始的宁玛派(红教),后来又分出迦举派(白教)和萨迦派(花派)。到了明代永乐年间,有青海人宗喀巴者,自幼在西藏出家,学成以后,又创建黄教。以后他的四大弟子,历代都以转生的传统,分据西藏、蒙古地区,宣扬教化。在前藏的□□,和后藏的□□,都成为政教合一、以教统政的法王。而章嘉与哲布尊丹巴存内、外蒙古,也都各自世世转生以传续他们的法统。但他们历代都承受中国帝室的封号而尊为呼图克图(具有大师、活佛等意义)。中国内地,在唐玄宗时代。有印度密宗大师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世称“开元三大士”,传进密宗的教法,他们都有一部分的神通,对传教更为便利。那时除了禅宗以外,最富于神秘色彩,而且有新奇刺激性的,就莫过于密宗的佛法了。所以朝野竞习,不久便流行于中国各地。

      到了元朝忽必烈时代,他尊崇西藏萨迦派的密教大师癹思巴为国师。那时癹思巴只是十五岁的少年,不但学问渊博,而且具有许多神异的奇迹,他仿照藏文为蒙古制立文字,随着忽必烈进入中原,便奉密教为国教,甚至元朝历代帝王就位,都要先经喇嘛的灌顶仪式,宫廷和民间秽迹,普遍流行,从此禅宗和其他各宗派,也大受影响,因此南宋末代的有名禅宗大师高峰原妙,便宣布闭死关,足迹永不下山了。到了明代永乐时期,认为密宗是不经之道,便有放逐的措施。因此由开元三大士传入的密教,便流传在日本,世称“东密”,西藏的密教,也因宗喀巴大师的整理,而于全藏建立了黄教的规模,只有在西康与西藏的边境,还流传着原始密宗的教法。这便是世称的“藏密”了。

      6)宋代佛教儒化的理学
      由中唐到五代的一段时期,中国文化的哲学思想,文学风格、艺术和生活,都陶冶在禅宗的韵味中。禅宗本身,也在中唐、晚唐、五代之间,另建立了五家宗派,各有教授的方法,如临济、曹洞、云门、沩仰、法眼等。这时禅宗的学风,也如南北朝的玄谈,可以先后媲美,第一流的人才,多半逃禅入佛,当然这有许多政治与社会因素的背景,才形成那个时代的风气。欧阳修撰《五代史》,认为五代无人物。王安石却认为他的观点不对,说是五代的人才,都入禅宗的网罗之中,这倒是有相当的理由。因此到了宋初开国的时期,上有宋太祖赵匡胤,下有宰相赵普和后来范仲淹等的提倡,有宋一代的儒学,一变而有理学五大儒等的兴起,这便是说明一个文化思想传统,积久成弊的反正。宋代的理学家,接着唐代韩愈、李翱等的启发,经欧阳修等的领导,突然崛起于千余年之后,号称直承孔孟心法,在汉唐的儒学以外,别树一帜,不须讳言,那是受到禅宗的影响,并也渗入老庄思想的成份,这才构成一番宋儒的面目。换言之,宋代的佛教,已由佛而入儒,因禅宗而产生理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必然的演变,也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融会的成果。当汉末、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以来,佛教虽然已成为中国的佛教,但儒、释、道三家的互争学术地位,与三家同源的思想,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停止它的运动。到了南宋末期,禅宗大师们大谈其儒家学理,而且佛学儒化、儒学佛化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所以宋代理学的产生,可谓由来已久,只是到了五大儒等手里,才算正式开始而已。

      7)元代的密教
      因西藏密宗势力随元朝军事统治力量的推展,普遍渗入全国各地,据有宗教的特权,喇嘛们幻想政教合一的局面,全国各宗派的佛法,都受到极大的斫丧,从此各宗佛教,元气大丧,几至一蹶不振,只有禅宗在丛林制度的卵翼下,尚能存其微弱的传统命脉。净土宗因其平易近人,始终还能存在,而为民间普遍的信仰。

      8)明代的佛教
      明代承元朝的余绪,到永乐年间,虽然放逐密宗,但因两宋以后,理学家的思想,已深入知识分子的阶层,又因朱明政权提倡儒学与朱注经疏,将它们定为士大夫进身的范本,在明代三百年间,作为佛教唯一权威的禅宗,也难与理学相抗衡,只好故步自封,它的传统也是不绝如缕。晚明垂末,理学家的王学大行,佛教人才衰落,僧众良莠不齐,难以重振唐、宋时代的声威。到万历时期,先后产生佛教四位名僧,如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莲池(袾宏)、蕅益(智旭),佛教界称之谓“明末四大老”。他们都是深习儒家学说,后来宣扬佛教的思想,也都是儒佛同参,互为依傍。憨山大师因名位过高,牵涉宫廷争立太子的案中,被贬到过潮州,他一生著作等身,门弟子编集其全部著作,自题为《梦游集》,其中有佛化言儒的《大学》、《中庸》直指,佛化言道的《老子》、《庄子》注等。莲池、蕅益两位大师专弘净土。而蕅益的著述,也有佛化言儒的《论语点睛》和《周易禅解》等书。紫柏因争立太子案牵连,在狱中坐化。明末佛教的命运,也随帝室的兴衰而日趋没落。在明清交接之间,还有一位有名的诗僧苍雪大师,为明末志士遗老们的方外密友,以阴助他们匡复明室的活动。

      9)清代佛教的衰落
      清代入关之初,西藏密宗黄教的祖师,第五代□□,已经在明末时期,潜与满人有了默契,同时满人为了牵掣蒙占,联合满蒙的力量,也极力崇敬章嘉呼图克图。所以满人入关之初,便册封□□、□□,又尊奉章嘉十四世为国师。自顺治至康熙,都与蒙藏两地的密教,有息息相关之妙。顺治虽然也从玉琳国师学过禅宗,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其羁縻喇嘛,推崇密教的政策。无论为政治的需要,或宗教的信仰,初期的满清,是偏向佛教的密教的。

      到了雍正年间,因他本人在藩邸的时间,曾经与逝陵性音禅师等相往还,有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专志参究禅宗,自己以为已经大彻大悟,认为迦陵性音的禅是不够的,倒是推崇章嘉十四世国师,说他是一位真知灼见的见道者。等到他就职登位的时候,以一代帝王之尊,在深宫内院领导和尚道士参禅,自称为“圆明居士”,也是一代禅宗的大宗师。并且屡下诏书,大弘禅宗的临济宗派,废除明末以来密云圆悟禅师旁门的汉月法藏禅师法统。命令天下禅师,可以随便找他谈禅论遭,决不以帝王的尊贵自恃。同时又下诏书,训诫和尚们不可学作文章诗词,要以专心修道为务。据传,中国佛教徒的出家僧众,受戒时在头顶上灼烧戒疤,便是他的杰作。因为他信仰佛教,大发慈悲,准许天下士庶,自由出家。但又恐明末的志士遗老,混迹其间,难免掀起匡复的工作,便在出家人的头上烧疤,以资辨认,同时也是防止乱源的办法。是有意或无意的作为,一时还难考证,但是佛教徒出家的滥觞,确从清初开启厉禁,为始阶,可谓“爱之适以害之”了。

      乾隆一代,承皇室传统习惯,也笃信佛教,他是专修密宗法术的专家,到了他退位为太上皇时,更加虔诚,临死前还口念咒语不绝。嘉庆以后,因欧风的东渐,西洋文化思想,随教会以俱来,佛教的命运,也随时势的推移,而大有转变了。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4章 三、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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