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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卷十 证在 ...


  •   顾文渊在中风后的第三年春天走的。

      走得很安详。那日清晨,周婉贞照例给他擦脸,擦到手时,发现他的手已经凉了。脸上还带着笑,眼睛闭着,像睡着了。枕边放着那本手抄的《证在堂诊疗日志》第一卷,翻到最后一页——是他用还能动的右手,歪歪扭扭写下的最后一行字:

      “今日晴。晓星能走十步。值了。”

      没有日期。仿佛时间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葬礼很简单。按他的遗愿,就葬在老槐树下,和周婉如的坟相邻。墓碑是夏常安亲手刻的,没有头衔,只有五个字:

      “顾文渊之墓”

      名字下面,刻了一本摊开的书,和一根笔。书页上隐约有字,细看是“证在”二字。

      下葬那日,来了很多人。招娣学堂的所有孩子都来了,穿着素衣,每人手里拿着一支毛笔——是顾文渊生前教他们写字时用的,笔头已经秃了,但他们舍不得扔。孩子们把毛笔轻轻放在坟前,排成一排,像一片小小的、静默的竹林。

      老七带着码头工人来了,每人捧一捧土,洒在棺木上。土是从长江边取的,带着江水的气息。

      秦昭、叶静、萧璃曦都穿着白衣,默默站着。

      夏常安没有哭。他站在墓碑前,看了很久,然后轻声说:“文渊,你证了一辈子。证理想,证爱情,证病痛,证活着……现在,你终于证完了。歇着吧。”

      风吹过,老槐树的叶子沙沙响,像在应答。

      周婉贞也没哭。她站在坟前,握着一块手帕——是顾文渊最后还能写字时,给她绣的。帕角绣了个“贞”字,针脚歪斜,但用心。她把手帕叠好,放进怀里,然后转身,对夏常安深深鞠躬:

      “夏先生,这些日子……谢谢您。”

      “该我谢你。”夏常安扶住她,“你陪他走完了最难的路。”

      周婉贞摇头:“是他陪着我。”她望向证在堂的方向,“从今往后,我就守着这诊所,守着这些孩子,守着……他最后待过的地方。”

      她没有离开。依旧住在后院那间厢房,每日早起,洒扫庭院,整理药材,教孩子们认字——用顾文渊留下的那本《千字文》,一页一页地教。

      有时夜深,她会坐在院子里,对着老槐树的方向,轻声说话:

      “文渊,今天晓星能走二十步了。”

      “招娣的学堂收了第十八个女学生。”

      “夏先生又治好了一个被西医判了死刑的病人……”

      仿佛他还听得见。

      仿佛这诊所里忙碌的一切,都是说给他听的——

      安魂曲。

      ---

      日子继续向前。

      晓星十四岁那年,已经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只是不能跑,不能跳。但她不介意,因为她的梦想不是跑跳,是当大夫。她跟着叶静学西医,跟着萧璃曦学中药,跟着夏常安学把脉,跟着秦昭学包扎……什么都会一点,什么都不精,但她不急。

      “我还小,慢慢学。”她说。

      叶静看着她一天天长大,眉眼间渐渐有了顾文渊的影子——不是相貌,是那种安静、执着、眼里有光的神态。有时她会恍惚,觉得是丈夫以另一种方式,活在了女儿身上。

      招娣二十岁了。她的学堂已经成了芜城有名的“女子学堂”,不光教识字,还教算术,教缝纫,教简单的护理知识。学生从最初的七八个,到现在五十多个,年纪从六岁到十六岁都有。她立了规矩:穷人家的孩子,免学费,还管一顿午饭。

      午饭的钱,是证在堂出的。夏常安说:“孩子吃饱了,才有力气念书。念了书,将来才能改变命运。”

      改变命运的第一个孩子,是小菊——那个染坊工人的女儿。她十六岁那年,考进了省城的护士学校。走的那天,她跪在证在堂门口,磕了三个头。

      “夏爷爷,萧奶奶,秦叔叔,叶阿姨……谢谢你们。没有你们,我这一辈子,就只能染布。”

      夏常安扶起她:“去了好好学。学成了,回来。”

      “一定回来。”

      小菊走了,背着小小的包袱,眼里有泪,但脚步坚定。

      她成了榜样。后来,又有染坊工人的儿子考进了医学院,码头工人的女儿当上了小学老师,砖窑工人的孩子开了间小书店……

      证在堂像一棵树,根扎在贫瘠的土里,却开出了意想不到的花。

      ---

      夏常安老了。

      六十五岁那年,他的背彻底驼了,走路要拄拐杖。眼睛也开始花了,看脉案要戴老花镜,下针时手会微微颤抖。

      但他依旧每日坐堂。只是现在,他更多是“看”——看秦昭做手术,看叶静开处方,看萧璃曦抓药,看晓星笨拙地练习针灸……看这间他一手建起来的诊所,如何在自己老去时,依然生机勃勃。

      有一日,秦昭做完一台阑尾炎手术——是芜城第一例在局部麻醉下完成的手术,病人是个十二岁的男孩。手术很成功,秦昭洗净手,走到夏常安面前,深深鞠躬。

      “师父,这台手术……是您教的。”

      夏常安摆手:“我哪会开刀。”

      “是您教的。”秦昭认真地说,“您教我看整体,不只是看病灶;教我想着病人的将来,不只是想着切掉病灶;教我在手术前,先给病人扎两针安神,让他不害怕……”

      他顿了顿:“西医教我怎么切,您教我……为什么切。”

      夏常安静静听着,许久,笑了。

      那笑里有欣慰,有释然,也有种说不清的怅惘——像老农看见自己种的树终于结果,欢喜,却也知道,自己看不到它长成参天大树的那天了。

      “秦昭,”他说,“这诊所……以后就交给你了。”

      秦昭一震:“师父……”

      “我老了,该退了。”夏常安望向窗外,阳光正好,照在院子里那些晒药材的竹席上,“但你记住,这诊所不姓夏,也不姓秦,它姓‘证’——证道的证,证在的证。只要这世上还有人需要被‘证’,这诊所就不能倒。”

      秦昭红着眼眶点头:“弟子谨记。”

      那日下午,夏常安做了个决定:把祖传的《夏氏医案》手稿,全部捐给证在堂的图书室。

      手稿一共三十七卷,从乾隆年间记到民国。纸张已经泛黄变脆,墨迹深浅不一,有些字迹甚至模糊难辨。但每一页,都记录着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段被挽回的生命。

      夏常安和萧璃曦一起,一页一页地整理,修补,重新誊抄。顾文渊去世后,这工作就由晓星接手——她的字越来越好,已经能模仿夏常安的笔迹了。

      誊抄时,晓星常会问:“夏爷爷,这个病人后来怎样了?”

      夏常安就眯起眼,想很久,然后慢慢说:“这个啊……是光绪年间的事了。病人姓陈,是个举人,考试前突发急症,上吐下泻。我太祖父用针,用药,三天治好了。后来那举人中了进士,还送了一块匾来,写的是‘妙手回春’……”

      “匾呢?”

      “没了。”夏常安平静地说,“战乱时,烧了。”

      “可惜了。”

      “不可惜。”夏常安摇头,“匾是木头,会朽。但这医案记下来了,这命救回来了,就永远在。”

      晓星似懂非懂,但继续认真抄写。一字一句,像在时间的长河里,打捞那些即将沉没的星光。

      抄到第三十五卷时,她忽然停住了。

      那一页记录的病人,叫“萧璃曦”。

      时间是“民国三年秋”。症状是“魂散之症,疑为心疾”。用药是“黄连苦参汤”,备注是“以苦味唤知觉”。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墨色较新,是后来添的:

      “此人后成吾妻。相伴三十载,未曾言爱,然每一针、每一药、每一呼吸,皆是证在。”

      晓星的眼泪掉下来,滴在纸上,晕开一小团墨迹。

      她慌忙去擦,萧璃曦走过来,看见了,却笑了。

      “别擦。”她轻声说,“这样……也好。”

      她抚摸着那行字,手指微微颤抖。

      “你夏爷爷啊……一辈子没说过几句好听话。”她眼里有泪光,但嘴角上扬,“可这句,抵得过千言万语。”

      晓星看着她,忽然明白了什么叫“相濡以沫”。

      不是甜言蜜语,不是山盟海誓,而是用三十年的光阴,一针一针,一药一药,把彼此破碎的灵魂,重新铆成一个完整的、温暖的、能抵御世间所有寒凉的——

      家。

      ---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

      消息传到芜城时,正是盛夏。长江的水位涨得很高,浑黄的江水拍打着堤岸,像无数匹挣脱缰绳的野马。

      证在堂里,气氛凝重。

      秦昭收到了医学院同学的来信,说上海已经打起来了,伤兵无数,医院爆满。信里问:“秦兄,可愿南下支援?”

      叶静也接到了湘雅母校的召唤:“战时急需医护人员,盼归。”

      两人都来找夏常安。

      夏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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