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第009章 血染的“孝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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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开春，内海的河睡醒了。冰层在半夜裂开，那声音不像破裂，倒像是地底下有巨人在打鼾，鼾声从河心滚到岸边，震得柳树嫩芽簌簌发抖。碎冰挤挤挨挨往下漂，白花花一片，远看像送葬的队伍撒的纸钱，近看每块冰里都冻着去年冬天的秘密——半片枯叶、冻僵的昆虫、还有不知谁家孩子丢的玻璃弹珠，在冰里睁着彩色的眼睛。
叶葆启值夜班满半年了。他的脸越来越像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标本，苍白，透着青。眼袋沉甸甸地坠着，里面仿佛装着这半年收集的所有黑夜。素琴说他“快修炼成夜游神了”，说这话时她正对着镜子拔白头发，一根，两根，都小心地夹进一本旧书里。小舟却很自豪，在幼儿园拍着胸脯说：“我爸爸是抓坏人的，专在晚上抓！”
“爸爸，昨晚你抓的坏人哭了吗？”小舟早上总这样问，眼睛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球。
“没抓坏人，是帮人。”叶葆启纠正，声音有些干涩。
“帮人也是英雄！”小舟坚持。这孩子认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像他爷爷。
三月十五日，晚上十点。电暖器嗡嗡叫着，像只疲倦的钢铁蜜蜂。热风烤得人皮肤发紧，嘴唇起皮。解平生搓着手，那双手骨节粗大，掌心布满老茧——他年轻时在码头扛过麻袋。
“春天了，骨头缝里还往外冒寒气。”解平生说。
“倒春寒。”叶葆启盯着窗外，“去年这时候，槐花都开了。”
话音刚落，楼下传来自行车链条刮擦挡泥板的嘶叫，接着是楼梯被踩痛的呻吟。张大爷上来了，身后跟着一团影子。不，是一个人，一个瘦得几乎只剩骨架的老人。
“记者同志，这位大爷受伤了，你们快看看！”张大爷的声音在颤抖，每个字都像从筛子里筛出来的。
叶葆启站起来。老人约莫六十多岁，也许七十，岁月把人的年纪磨成了谜。他穿着秋衣秋裤——那种深蓝色的棉毛衫裤，洗得发白，袖口和裤脚都松垮垮地垂着，像是随时准备从他身上滑走。没穿外套，光脚趿拉着布鞋，十个脚趾像十颗干瘪的枣，紧紧抠着鞋面。
血。先是闻到血的味道，铁锈似的腥甜，混着老人身上陈年的汗酸味。然后才看见血——左腿上，秋裤被划开一道大口子，像一张咧开的嘴，正汩汩地往外吐着血沫子。伤口处的肉翻卷着，白中透红，红里泛白，能看见骨头，白森森的，像河底捞上来的石头。血不是流，是涌，一股一股的，有节奏地喷涌，在地板上积了一小摊。那摊血在灯光下闪着暗红的光，像一块活着的地毯，边缘还在缓慢地蠕动。
胸口、胳膊上也有伤，血把秋衣染成了深褐色，一块块斑驳，像地图上被战火蹂躏的疆域。
“快坐下！”叶葆启扶老人坐下。
老人很轻，轻得像一捆晒干的稻草。他坐下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墙上的值班表，眼神空洞，仿佛灵魂已经从头顶的囟门溜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会喘气的皮囊。
“怎么伤的？”解平生问，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儿子砍的。”老人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今天月亮挺圆”。
叶葆启心里那根弦“啪”地断了，亲耳听见“儿子砍的”四个字从一位父亲嘴里说出来，还是觉得有把钝刀在心脏上慢慢锯。
“用刀砍的？”
“菜刀背。”老人抬起左腿，那个动作缓慢得像是电影慢镜头。伤口更深了，白森森的骨头露得更多，像在冷笑。“砍了七八下。我数着呢，一下，两下，三下……数到第八下，他累了，把刀扔了。”
解平生已经找来急救箱。他蹲下身，先用纱布按住伤口。血很热情，立刻把纱布拥抱成红色。换一块，又红一块，像变魔术。
“得送医院！”解平生额头冒汗，“这血止不住！”
老人摇头，脖子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蠕动：“不去医院。我来，是让你们记者看看，给我那畜生儿子曝曝光。让全内海人都知道，屈超是个什么东西。”
“大爷，先止血，命比名声要紧。”叶葆启解开自己的皮带——牛皮的，用了五年，扣头磨得发亮。他把皮带紧紧扎在老人大腿根部，勒进肉里，血果然流得慢了，但伤口还在往外渗，一滴，两滴，敲打在地板上，声音很轻，但每一声都像重锤砸在叶葆启心上。
“大爷，您住哪儿？”
“桃花源里，我们家在三楼。”老人说，“离这儿不远，我是一步步挪过来的。血滴了一路，明天太阳出来，你们顺着血迹就能找到我家。”
“您儿子为什么砍您？”
老人沉默了。时间在那一刻变得黏稠，电暖器的嗡嗡声显得格外刺耳。墙上的钟滴答滴答，秒针每走一步都像在踩踏谁的心脏。
过了很久，老人才开口，声音飘忽得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因为我吃了他的鸡蛋。”
“鸡蛋？”
“嗯。”老人眼神更空洞了，“他买了五个鸡蛋，准备早上煮面吃。鸡蛋摆在碗柜里，一个个圆滚滚的，像五个小太阳。我夜里饿，胃里像有只手在抓，就起来煎了一个。真香啊，油锅里‘滋啦’一声，蛋黄流出来，金黄金黄的……我吃完了，碗都洗了，以为他不知道。”
老人停顿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可他知道了。早上起来看见碗柜里少了个鸡蛋，就疯了。眼睛红得像个兔子，不，像个恶鬼。他说：‘爹，你是不是偷吃我鸡蛋了？’我说是，我饿。他就从厨房拿出菜刀，不是刀刃，是刀背，说刀刃太快，怕把我砍死了……”
叶葆启和解平生对视一眼。解平生的拳头攥紧了，指甲嵌进掌心。叶葆启感到一阵恶心，不是生理上的，是灵魂深处的恶心——为了一颗鸡蛋，把亲爹砍得骨头都露出来？
“您怎么不跑？不报警？”解平生问。
老人突然激动起来，那具干瘦的身体里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报警？报警我儿子就得进去！判刑！劳改！那我咋办？谁给我养老送终？我死了谁给我摔盆打幡？”
叶葆启愣住了。这逻辑像一条毒蛇，紧紧缠绕着他的思维。儿子砍我，我不能告他，因为他是我的养老依靠——多么荒诞，多么真实，多么鲜血淋漓的真实。
“大爷，他都这样对您了，您还指望他养老？”
“他是我儿子！”老人声音嘶哑，像破风箱在拉，“打断骨头连着筋！他就是再不是东西，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老伴死得早，我就这么一个儿，他要是进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血还在流。皮带扎得太紧，老人的腿开始发紫。地板上的血摊变大了，暗红色的，表面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膜，像劣质的果冻。解平生换纱布的手在发抖。
“必须送医院！”叶葆启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尖叫，“再流下去，您等不到见报了！”
“我不去！”老人死死抓住椅子扶手，指关节白得像要戳破皮肤，“你们记者给我写！写大点，登头版！让街坊邻居都看看，我屈星群养了个什么样的畜生！”
叶葆启看着老人倔强的脸——那张脸上沟壑纵横，每道皱纹里都藏着苦难；又看看那汩汩流血的伤口——那伤口像个永不闭合的嘴，在无声地呐喊。他一咬牙，对解平生说：“你按住他，我去拦车。”
他冲下楼，夜风像冰水泼在脸上。街上空荡荡的，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个瘦长的鬼。等了仿佛一个世纪，才来了一辆“面的”——黄色的小面包出租车，车灯昏黄，像惺忪的睡眼。他疯狂挥手，车子停下，司机摇下车窗，是个年轻人，嘴里叼着烟。
“师傅，帮个忙，楼上有个老人快不行了，送医院！”
司机把烟吐掉：“上来吧！”
两人上楼，和解平生一起把老人扶下楼。老人很轻，轻得让人心慌。搬到车上时，他还在喃喃：“我不去医院……我要登报……让所有人都知道……”
“大爷，先活命。”叶葆启关上车门，掏出十块钱——他口袋里所有的现金，“总医院，快！闯红灯算我的！”
面的开走了，尾灯在夜色里拖出两条红色的光痕，像伤口在流血。
叶葆启回到楼上，看着地上的血。那摊血在灯光下呈现出诡异的层次感——最外围是暗红色，已经半凝固；中间是鲜红色，还在微微颤动；最中心是深褐色，黏稠得像糖浆。他蹲下身，伸手摸了摸，血还是温的，带着人体的余温。
他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给桃花源里派出所，接电话的是老孔所长，叶葆启的老熟人。他把情况说了，孔所长在那头叹气：“又是屈星群……这老爷子，唉。”
“您认识？”
“认识。他儿子屈超，去年因为赌博被我们处理过。老爷子来求情，跪在地上磕头，额头都磕破了。起来的时候说：‘同志，你们关他几天教育教育就行，可别判刑啊，他还得给我养老呢。’”
第二个电话打给妇联权益部门的。接电话的女同志声音很疲惫，听说情况后说：“我们记录一下，但这种事……如果老人自己不追究，我们很难介入。家庭暴力，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挂了电话，叶葆启开始擦地。他打来一盆水，水很清，能看见盆底印着的红双喜字——不知是哪个同事结婚时发的。他把抹布浸湿，拧干，开始擦。血很难擦，黏糊糊的，抹布一过，血不是被擦掉，而是被抹开了，在地上拖出长长的红色痕迹，像谁用蘸血的毛笔胡乱画的符咒。
他擦了很久，水换了一盆又一盆。第一盆水变成淡红色，第二盆变成粉红色，第三盆还有淡淡的红。到第四盆，水终于清了。但地板上那些缝隙里，血已经渗进去了，擦不掉，留下暗红色的印记，像大地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
解平生坐在椅子上，脸色铁青：“这他妈的叫什么事？儿子砍爹，爹还护着儿子。一颗鸡蛋，换十八刀——我刚才数了，伤口正好十八处。”
“不是孝，是恐惧。”叶葆启说，手里的抹布滴着粉红色的水，“把儿子当命根子，哪怕这命根子是条毒蛇，也得紧紧攥着，因为一松手，就什么都没了。”
“现在怎么办？”
“等。”叶葆启点起一支烟，手抖得差点没点上，“等医院消息，等派出所消息，等命运给这个荒诞的故事一个结局——如果命运还算公正的话。”
但命运往往不公正。凌晨两点，电话响了。是老孔所长。
“叶记者，王大爷在医院包扎了，伤口缝了十八针——真是巧了，十八刀，十八针。我们问他儿子在哪，他不说，把头扭到一边，盯着天花板。问他告不告，他说：‘告什么告，我儿子还小，不懂事。’”
“他儿子四十多了吧？”
“四十二。”孔所长苦笑，“在老爷子眼里，永远是个‘孩子’。我们想找屈超，但屈大爷不说地址，只说‘家丑不可外扬’。我们只能慢慢查，挨家挨户问。这种事太多了，叶记者，太多了。老人被打，被骂，被饿着，可一到要追究，就心软了。总说‘家丑不可外扬’，‘孩子还小不懂事’。可那些‘孩子’，有的都当爷爷了！”
挂了电话，叶葆启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他走到窗边，外面是沉睡的城市。远处有几扇窗还亮着，像夜的眼睛。那些亮灯的窗户里，在发生什么？是不是也有老人在挨打？是不是也有儿子在举刀？是不是也有血，正悄悄渗进地板缝里，成为这个城市永久的秘密？
解平生说：“写篇稿子吧。不点名，但把事说清楚。让那些沉默的老人知道，有人看见了；让那些举刀的手知道，有人记着了。”
“好。”叶葆启打开稿纸。稿纸很白，白得刺眼。他拿起笔，笔尖悬在纸上，像一把悬在空中的刀。墨水滴下来，洇开一小团黑色，像一滴浓缩的夜。
他想起自己的父亲。父亲一生温和，最生气的时候也不过是把文件摔在桌上，说：“叶葆启，你给我站好！”然后开始讲道理，讲仁义礼智信，讲得唾沫星子横飞，讲到他认错为止。父亲常说：“打孩子的父母，是无能的父母。孩子不是畜生，是人，得用人道。”
可是，孩子打父母呢？那是什么？是畜生不如吗？还是说，在某个扭曲的逻辑里，这也是一种“孝”——父亲用血肉教会儿子，什么是暴力的权力？
凌晨四点，稿子终于写完了。他写得很克制，但每个字都像从血里捞出来的。他写那颗鸡蛋——金黄的，流心的，在油锅里“滋啦”一声；写那把菜刀——刀背厚实，砍在骨头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写十八针——针尖穿过皮肉，线在伤口上穿梭，像缝合一个破碎的梦；写老人那句话——“他是我儿子”，写这句话时，他的笔停顿了很久，墨水在纸上晕开，像个模糊的泪痕。
写完最后一个字，天快亮了。东方泛出鱼肚白，那白色渐渐晕染开，变成淡青，淡紫，最后是一抹羞涩的橘红。晨光熹微，像羞怯的少女，轻轻推开夜的门。
解平生趴在桌上睡着了，发出轻微的鼾声。叶葆启没有睡意，他走到窗边，看着苏醒的城市。早点摊出摊了，炸油条的香味飘上来，混着煤烟味、晨露味，还有城市本身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公交车发车了，一辆接一辆，像一串移动的铁盒子，每个盒子里都装着几十个刚刚醒来的梦。清洁工在扫街，扫帚划过地面，沙沙的，像大地在低声诉说。
这就是生活。表面平静如内海的河水，底下却暗流涌动，藏着无数碎冰，每块冰里都冻着一个秘密。有多少个屈星群这样的老人，在沉默中忍受？有多少把菜刀，在家庭的名义下举起又落下？有多少摊血，正在某块地板缝里慢慢变黑，成为这个城市肌体里永不消退的瘀青？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看见了，他记下了。
骑车回家时，太阳完全出来了。金色的阳光像熔化的金子，泼洒在街道上、屋顶上、行人的脸上。胡同里，老人们已经出来活动了。打太极的，动作缓慢如水中捞月；遛鸟的，鸟笼用蓝布罩着，只听见啁啾声；晒太阳的，靠在墙根，眯着眼，像一尊尊泥塑。看见他，都打招呼：“葆启，下班了？”
“嗯，下班了。”
“辛苦辛苦。”
“不辛苦。”
其实辛苦，但不是身体的辛苦，是心里的。心里那块石头，搬不走，只能背着。
回到家，素琴正在熬粥。小米粥，黄澄澄的，在锅里咕嘟咕嘟冒泡。见他脸色不好，问：“怎么了？又遇着难啃的骨头了？”
叶葆启把屈星群的事说了。他说得很慢，每个细节都说了——那颗鸡蛋，那把菜刀，十八针，老人空洞的眼神，地上那摊温热的血。素琴听着，手里的勺子“哐当”掉锅里，溅起几点滚烫的粥。
“天啊……”她喃喃道，声音飘忽，“这还算人吗？为一颗鸡蛋……”
“老人不让报警，说怕儿子坐牢，没人养老。”
素琴沉默了很久。粥在锅里继续咕嘟着，水汽蒸腾，模糊了她的脸。最后她说：“我在街道办，也见过这样的。去年，刘婶，记得吗？住槐花胡同那个，被儿媳妇打得浑身青紫，胳膊都折了。我们来调解，她坐在炕上，用那只好手护着伤手，说：‘我自己摔的，不小心，从台阶上滚下来了。’可她家根本就没台阶！”
“为什么不说实话？”
“为什么？”素琴苦笑，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因为老了，没用了，得像藤蔓一样缠着子女这棵树。树给你荫凉，也给你风雨；给你依靠，也给你鞭打。可你能离开树吗？离开就死了，枯了，烂在地里了。”
叶葆启心里一凛。他想起屈星群瘦骨嶙峋的样子，像一棵被虫蛀空的老树；想起他说的“他是我儿子”，那语气不像在说儿子，像在说唯一的救命稻草；想起他流血时倔强的眼神——那不是勇敢，是绝望，是知道自己无处可去的绝望。
“咱们以后老了，”素琴突然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绝不这样。能动的时候自己过，养花，养猫，你写你的文章，我唱我的戏。不能动了，互相照顾，你帮我梳头，我帮你读报。真到两个人都不能照顾了，就去养老院，不拖累小舟。咱们攒钱，从现在就开始攒。”
“嗯。”叶葆启握住妻子的手。那手不再年轻，皮肤有些松弛，掌心有茧，但温暖，真实。“咱们好好的，谁也不打谁，谁也不欠谁。咱们是夫妻，是伴儿，不是债主和欠债人。”
小舟醒了，揉着眼睛出来，睡衣歪歪扭扭，露出半边肩膀。“爸爸，你昨晚又帮人了吗？”
“嗯。”
“帮的什么人？”
叶葆启想了想，说：“帮了一个老爷爷，他受伤了，很疼，但很坚强。”
“那他哭了吗？”
“没有。不过他的血哭了，滴了一路，从桃花源里一直哭到记者站。”
小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去洗脸了。水声哗哗，像春天解冻的小溪。
那天下午，叶葆启睡得不安稳。梦里全是血，但不是屈星群的血，是无数人的血，汇成一条红色的河，河面上漂着碎冰，每块冰里都冻着一张脸——痛苦的，麻木的，绝望的。他在河边走，想捞起那些脸，但手一碰，冰就化了，脸也化了，只剩一滩血水。
醒来时，一身冷汗，枕头都湿了。窗外有小孩在放风筝，笑声银铃似的，穿过玻璃窗，刺得他耳朵疼。
他去报社送稿子。陈秉烛看了，看了很久。办公室里很静，只有翻动稿纸的沙沙声，像春蚕在啃桑叶。
“葆启，”最后陈秉烛说，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鼻梁，“这稿子我发。但你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有读者骂——骂你管闲事，骂你破坏家庭和谐，骂你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
“我明白。”
“你不完全明白。”陈秉烛看着他，眼神复杂，“有些伤疤，社会宁愿它烂在衣服底下，也不愿意被掀开见光。因为见光就要治，治就要疼，疼就会叫，叫了就不体面。而我们这个社会，最讲究体面。”
稿子第二天见报了。在二版，不大，但很醒目，像衣服上一个醒目的补丁。果然，电话来了。第一个电话是个老太太，声音颤巍巍的：“叶记者，你写得好啊！我儿子也打我，用皮带抽，我不敢说……”说着就哭了，哭声通过电话线传来，湿漉漉的。
第二个电话是个中年男人，声音粗哑：“叶记者，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照顾老人多累吗？我爹瘫痪在床五年，我天天端屎端尿，工资全搭进去了，老婆跟人跑了，孩子不认我。我有时候烦了，真想掐死他，一了百了——但我忍住了。可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忍住。人不是圣人，人是肉做的，肉会累，会疼，会疯！”
叶葆启沉默了。他说得对，人不是圣人。长期照顾病人，身心俱疲，那种疲惫会变成毒素，慢慢侵蚀人的理智。但这能成为暴力的理由吗？就像饥饿能成为偷窃的理由吗？绝望能成为杀人的理由吗？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暴力一旦开始，就会自己生长，像野草，像癌细胞。
三天后，老孔所长又来电话了，声音里透着一股疲惫的释然：“叶记者，屈星群的儿子找到了，叫屈超。我们把他叫到所里，教育了一顿。他写了保证书，按了手印，红彤彤的，像血指印。他说：‘我知道错了，再也不敢了。’屈星群也来了，看见儿子就哭，哭完了说：‘孩子知道错了就好，回家吧，爹给你煮面，这回放两个鸡蛋。’”
“就这么完了？”
“不然呢？”孔所长长长地叹气，那叹气声通过电话线传来，像一阵萧瑟的秋风，“老人不追究，我们能怎么办？关他几天？关完了，回家还得面对。说不定更变本加厉，把气撒在老爷子身上。清官难断家务事，特别是这种血里掺着泪、泪里掺着依赖的家务事。”
挂了电话，叶葆启走到窗前。楼下的街道熙熙攘攘，自行车铃铛响成一片，小贩在叫卖，孩子在追逐。一切如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真的什么都没发生吗？他低头看地板——昨晚他又梦见那摊血了，梦见它从桃花源里一路流过来，流进记者站，流到他脚下。醒来时，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地板，当然没有血，只有灰尘在晨光中飞舞。
那天晚上回家，他特意绕到菜市场，买了两斤鸡蛋。鸡蛋用草纸包着，一个个圆滚滚的，摸上去还有母鸡身体的余温。
素琴问：“买这么多干嘛？家里还有。”
“给小舟吃。”叶葆启说，把鸡蛋一个个拿出来，放在碗柜里，摆得整整齐齐。“让他每天吃一个，长身体，长良心。”
吃饭时，他给小舟剥鸡蛋。煮得正好，蛋白嫩，蛋黄糯。他剥得很仔细，先轻轻敲碎蛋壳，然后一点点撕，连蛋壳上那层薄膜都撕得干干净净。薄膜半透明，对着灯光看，能看见细密的纹路，像地图上的等高线。
“爸爸，”小舟问，嘴里塞着鸡蛋，腮帮子鼓鼓的，“鸡蛋有营养吗？”
“有，长高高，长聪明，长好心。”
“那我每天吃一个，就能长得像爸爸一样好吗？”
叶葆启的手顿了顿。“好”是什么？是身高？是职位？还是别的什么？
“能。”最后他说，“你会长得比爸爸更好。”
小舟笑了，眼睛弯成月牙。叶葆启看着儿子的笑脸，忽然想：等他老了，小舟会给他剥鸡蛋吗？会这样耐心地，仔细地，连薄膜都撕干净吗？会在他生病时守在床边吗？会在他糊涂时耐心解释吗？
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不会因为一颗鸡蛋打儿子，更不会让儿子因为一颗鸡蛋打他。因为他们之间，不应该有债，只应该有爱——如果爱太难，至少有尊重；如果尊重也难，至少有不伤害。
因为他们是父子，是血缘相连的两代人，不是债主和欠债人，不是施暴者和受害者，不是藤蔓和树。他们是两棵独立的树，根或许在地下相连，但枝干各自指向天空。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不是满月，是弯月，像一把镰刀，割开深蓝色的夜空。月光清冷，洒在院子里，给晾衣绳、白菜垛、自行车都镀上一层银边。
明天还有夜班。还会有电话，还会有人来访，还会有新的故事——荒诞的，悲惨的，温暖的，冰冷的。但叶葆启已经准备好了。他准备好记录，准备好倾听，准备好在这个巨大的、复杂的、常常让人无力的世界里，点一盏灯。
虽然微弱，虽然照不了多远，虽然风一吹就摇晃。
但毕竟是一盏灯。
毕竟有人，在黑暗中，划亮了一根火柴。
作者有话说
第9章 第009章 血染的“孝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