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烂月亮》Sunclay

1、法庭上的葬礼

　　我的学长，也是律所的创始人，曾翘着二郎腿告诫我：律师不该接必败的官司。那会磨损你的锋芒，消耗你的声誉，最终让你怀疑法律本身。

　　想起这句话时，我正站在原告席上。法庭肃穆，国徽高悬。空气里漂浮着旧木、灰尘和一种无望的平静。

　　我知道，这是一场必败的战争。
　　但我必须站在这里。为了林柳。为了我们死去的七年。

　　今天，是我认识林柳的第十七年，我们绝交的第七年，她结婚的第六年，她死后第一年。
　　我站在这里，为她，对抗那个被所有人称为“好人”的丈夫，打一场几乎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诉讼——
　　控告他对林柳长期实施精神虐待，导致她最终“意外”坠亡。

　　甚至连让这场诉讼得以成立，我都耗费了难以想象的努力。林柳的父母，一对被岁月和女儿死亡双重打击的老人，起初坚决不同意起诉他们的女婿陈明哲。

　　“明哲是多好的一个人啊，”阿姨，不，现在应该叫原告林母，她曾哭着对我说，“小柳是自己想不开，她有抑郁症，很久了……是我们没照顾好她，不关明哲的事。”

　　抑郁症。看，他连诊断书都准备得那么“完美”。

　　我花了无数个小时，坐在他们充斥着哀悼和旧家具气息的客厅里，翻出那些林柳后期几乎语无伦次的零星日记，分析陈明哲那些“体贴”背后细思极恐的控制。
　　我不是在说服他们，我是在试图凿开一层被水泥粉饰的混泥土。最终，或许是被我的执着打动，或许是他们心底那丝无法言说的疑虑终于冒头，他们点头了。以泪洗面地点头。

　　法官看向我：“原告律师，请做最后陈述。”

　　我轻轻抚过材料，只觉得证据清单薄得可怜。
　　几段林柳情绪崩溃时写下的、被认定为“臆想”的日记复印件；她婚后迅速消瘦、眼神空洞的照片；一些她试图向亲友求助，却被理解为“情绪不稳定”的聊天记录。

　　而对方，陈明哲，知名企业家，穿着一身合体的深色西装，坐在被告席上，表情沉痛而克制。他甚至连眼神都看起来那么真诚。一个模范丈夫，被亡妻的“疯狂”所折磨，却始终不离不弃。

　　“审判长，各位陪审员，”我的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响起，带着一种我自己都陌生的冷静，“今天站在这里，我很清楚，从法律证据层面，我的当事人——林柳女士的父母，胜诉的希望渺茫。”

　　陈明哲的律师几不可察地挑了挑眉。

　　“因为我的对手，陈明哲先生，是一位非常高明的猎手。他使用的武器，不是拳脚，而是时间、语言、和滴水穿石的精神控制。”

　　我拿起一张照片，那是高中的林柳，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眼睛亮得像盛满了星星，对着镜头，肆无忌惮地笑着，紧紧搂着身边面无表情却嘴角微扬的我。

　　“这是十七年前的林柳。她敏感，善良，但她会为了朋友，鼓起所有的勇气。”

　　我的心口一阵尖锐的刺痛。那个会和我一起在星空下的跑道上一圈圈狂奔，会在我被孤立时默默递给我一颗糖的女孩，最终被我逼走，又被另一个男人，以更彻底的方式，摧毁了。

　　“下面，我想请法庭允许，念一段林柳女士婚后第三年，写给她一位早已绝交的高中好友，也就是我的……一封未曾寄出的信。”

　　法庭里响起细微的骚动。陈明哲终于微微蹙起了眉，这是他今天第一次露出计划外的表情。

　　我展开那张褶皱的纸，上面的字迹时而潦草，时而工整，仿佛书写者在极度的情绪波动中挣扎：

　　“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看。我不敢微信联系你，我怕发现你把我拉黑了。我活该。毕竟是我先拉黑你。”

　　“这里很安静，太大了，说话都有回声。明哲说喜欢安静，对孩子好。他很好，真的，所有人都说他很好。他记得我不吃香菜，会给我买很贵的补品，让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从不让我干家务，从不跟我大声说话。”

　　“可是为什么我越来越不敢说话？为什么我每次想和爸妈打个电话，都要在心里练习好几遍？为什么我穿什么衣服，交什么朋友，都会想到他‘建议’时的表情？他说我太依赖别人了，以前是依赖你，现在……是我自己的问题吗？是我太糟糕了吗？”

　　哪怕在法庭上，哪怕已经无数遍读这封信，我还是差点苦笑。
　　真可笑。你怎么会依赖我呢？明明是我一直依赖你。
　　是我把你看作唯一不可替代的挚友，是我一厢情愿地以为友谊会永垂不朽，是我在你一次次不回我微信、不接我电话后还是自欺欺人，骗自己是你太忙而不是想拒绝这段友情。

　　我收到的最后一条微信是：“我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人，以后不用联系了。”
　　我发出的最后一条微信收到的是红色的感叹号。
　　我们的感情是断崖式绝交。
　　那之后的很久很久，我都像失去了一半灵魂的行尸走肉。

　　我是多么恨你。
　　我又多么爱你。

　　我的声音停顿了一下，努力压下喉咙的哽咽和那股不合时宜的激荡情绪。
　　我恨她当初的决绝，恨她把我推开，但我又……

　　如果当初我不是固执地把她当做唯一的感情寄托，如果我没有那么情感勒索，我们会不会仍然是好友？她是不是会更有力量反抗陈明哲？会不会在某个撑不住的夜晚，还能想起我？

　　这愧疚与怨恨交织的毒，腐蚀了我七年。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念道：

　　“宝宝今天说，‘妈妈，你不要总是哭，爸爸会不高兴的。’……连孩子都知道，要让爸爸高兴。我是不是……真的疯了？”

　　信到这里，戛然而止。

　　庭上一片寂静。

　　我能想象，陈明哲对亲友，甚至对林柳的孩子们，是如何潜移默化地描绘着一个“情绪不稳定”、“需要被照顾”的妻子和母亲形象。他成功地让最该依赖母亲的孩子，都觉得父亲才是唯一的依靠。他甚至没有让孩子们出庭，避免了任何可能的“意外”，但他的影响，无处不在。

　　“审判长，”我抬起头，目光扫过沉默的陪审团，最后定格在陈明哲那张无懈可击的脸上，“林柳没有疯。她只是在一场以爱为名的凌迟中，慢慢失去了所有的氧气和声音。”

　　“我今天站在这里，明知会输，依然要打这场官司。不是因为我相信法律在此刻能惩罚陈先生。”

　　“而是因为，我必须为林柳举行一场葬礼。一场在法律面前，为她正名的葬礼。我要告诉所有人——”

　　我的声音终于控制不住地带上了一丝颤抖，却异常清晰地在法庭回荡：

　　“你的痛苦，你的感受，都是真实的。有人看见了，有人听见了。”

　　“这场诉讼，就是证据。”

　　陈明哲一脸被污蔑的悲愤。
　　但我看见了他嘴角微讽的笑意。

　　法官敲下了法槌。

　　我知道，判决很快就会下来，结果毫无悬念。

　　但当我转身，看向旁听席上那对老泪纵横的父母，看向窗外那片属于林柳的、灰白色的天空时，我只觉得心中一片空荡荡。

　　我突然觉得我老了，我像林柳的父母一样老了。
　　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那个夏天。
　　那个十七岁星空下，说着“我们要做一辈子好朋友”的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