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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何以生肖莫]得闲谨制,肖衍谨记 ...

  •   我从没见过比莫得闲更让人恼火的人。

      这话得从南京那会儿说起。1937年冬天,冷得像全世界都冻僵了。我在金陵兵工厂外头的阵地上,守着那门瑞士国造、却总是卡壳的苏罗通ST-5型20毫米机炮。炮弹打一发卡一发,洋鬼子的东西到了中国水土不服,跟我一个德行。

      莫得闲就是那时候从兵工厂里钻出来的,满手黑油。他蹲在炮旁边研究了半天,然后抬头看我:“你这炮,没调水平。”

      “废话,”我吐了口唾沫,“能打就成,调什么水平?”

      他没接话,从工具袋里掏出些奇形怪状的家什,叮叮当当敲打起来。炮弹呼啸过头顶,远处火光冲天,他却像在自家后院修板凳。一刻钟后,他说:“试试。”

      我半信半疑地装填、瞄准、击发——炮弹顺畅地滑出膛线,在三百米外炸开一团还算像样的火花。

      “行啊,”我挑眉,“兵工厂的?”

      “钳工。”他擦擦手,“莫得闲。”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连同他那副天塌下来也要先拧紧螺丝的德行。后来想想,那大概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不同——在所有人都慌不择路的时候,还有人能专心对付一颗松动的螺栓。

      ---

      南京陷落那天,我和我的炮被冲散了。大部队撤退的命令来得突然,等我拖着那门宝贝炮赶到江边,船已经开走最后一班。我对着长江骂了一整夜,骂长官,骂日军,骂这该死的战争,最后骂自己蠢。

      天亮时我决定回城里看看。穿过中山门,南京已经不是我认识的南京。街道上弥漫着一种我不愿细说的气味,瓦砾堆里露出半截烧焦的衣袖。我吐了,把胃里所有东西都吐了个干净。

      然后在一条小巷里,我看见了莫得闲。

      他蹲在一堵断墙边,手里拿着锤子和凿子,正专注地在一块石头上刻字。枪声在不远处响起,他连头都没抬。

      “喂!”我压低声音喊他,“找死啊?”

      他抬眼看看我,又低头继续刻。我凑近了看,石头上已经刻了三个字:“得”、“闲”、“谨”。他正在刻最后一个“制”。

      “这是什么毛病?”我问。

      “物勒工名。”他平静地说,好像我们是在茶馆闲聊,“老祖宗的规矩,做的东西上要刻自己的名字,出了事好负责。”

      我盯着他看了十秒,确定这人疯了。满城都是死人,他在给一块破石头签名。

      但他刻完最后一笔后,我看见他的手指在发抖,抖得几乎握不住凿子。他站起来,环顾四周的废墟,然后开始干呕。没有东西可吐,只是剧烈地痉挛着,眼镜滑到鼻尖,整个人蜷缩起来。

      我扶住他,感觉到他在颤抖,那种从骨头深处透出来的冷。

      “走吧,”我说,“此地不宜久留。”

      他没回答,只是死死盯着那块刻了字的石头,仿佛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证据。

      ---

      后来我知道,他看见了兵工厂里没逃出去的工友,看见了巷子深处不该看的东西。战争把每个人都变成碎片,只是有些人碎在外面,有些人碎在里面。

      莫得闲碎在了里面。

      我们跟着难民潮往西走,像两条被冲上岸的鱼。他带着一家老小——一个本该五代同堂,如今只能抱着祖宗和小辈们牌位不肯撒手的老太爷。我则拖着我的炮,或者说,我的炮拖着我。

      1938年,我们到了宜昌。山城潮湿,雾气终年不散,像是给伤口裹了层纱布。我在城防部队混了个闲职,每天擦炮、骂人、领粮饷。莫得闲在码头找了活,还是干钳工,修轮船、修起重机、修一切能修的东西。

      有时候我会去码头看他工作。他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袖口磨破了也不补,工具摆得整整齐齐,每完成一件活计,就在不起眼的地方刻上“得闲谨制”四个小字。

      当然,还帮我修我的苏罗通。

      “毛病还没好?”有一次我问他。

      他没抬头:“这不是毛病。”

      “那是什么?”

      “规矩。”

      我嗤笑,心里却有点羡慕。在这朝不保夕的年月,他居然还能守着某种规矩。

      安稳日子过了不到两年。1940年,日本人又打来了,这次是冲着重庆的门户。宜昌城里人心惶惶,我接到命令要随部队转移,可等我赶到驻地,大部队已经开拔了——又一次。

      我站在空荡荡的营房里,看着墙上的作战地图,忽然觉得可笑。三年了,我从南京逃到宜昌,从正规军逃成散兵游勇,现在又要逃。

      但我没逃。我做出了这辈子最蠢的决定:去找莫得闲。

      ---

      戈止镇藏在宜昌以西的深山里,地图上都难找。镇上的人早就跑光了,剩下空屋子。我带着我的几个手下安顿好后已经是傍晚时分,莫得闲正在镇口修理一架废弃的水车。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敲敲打打,对周遭的荒凉视而不见。

      “这地方不错,”我凑上来,“够隐蔽。”

      他看我一眼:“你决定要跟我们一起留下,不去追大部队了?”

      “大部队走得太快,我跟不上。”我面不改色,“况且有你在才有我的苏罗通,我暂时还离不开你。”

      他冷哼一声,像之前千百次一样骂了我一声“渣兵”,然后递给我一把扳手:“帮忙扶着。”

      我们就这么在戈止镇住下了。他修好了水车,又修好了几间还能住人的屋子,甚至在屋后开垦了一小片菜地。我每天擦炮、巡逻、然后看他忙来忙去。

      他那种“谨制”的毛病在戈止镇变本加厉。不只是修理东西,他开始改造一切:给锄头加装更结实的木柄,把菜刀磨得异常锋利,将烧火棍打造得尖利到能捅死野猪。每件经过他手的东西,都会刻上那四个字。

      “日本人打不到这儿,”我说,“深山老林的。”

      “谁知道呢。”他答非所问。

      老太爷经常坐在门槛上,望着东南方向发呆。有一天他忽然说:“我的猪丢了。”

      “什么猪?”我问。

      “从南京带出来的猪,走到半路丢了。”老太爷混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家里不能没猪。‘家’字怎么写?屋顶底下要有猪。”

      莫得闲停下手里的活,低声说:“爷爷,等安稳了,我再给您买。”

      “不一样,”老太爷摇头,“不一样的。”

      我没明白这话的意思,直到很久以后。

      ---

      日本人还是来了。不过不是大部队,而是三个侦察兵,迷路闯进了这个本该不存在于地图上的小镇。

      我害怕战争,我懦弱我胆怯,我只想活着。所以了生存,我最终不得不硬着头皮,第一次,自主的迎向战争。

      我压下满埋多年的恐惧,装填,瞄准那辆坦克。炮身冰凉,我的手在抖,但我闭上眼睛,想起了南京的冬天,想起了他蹲在炮边调水平的样子。

      睁开眼,手不抖了。

      击发。

      ---

      战斗结束后,戈止镇保住了,留下了断壁残垣、尸体和毁坏的装备。我们也付出了代价,但还活着。

      莫得闲在废墟中翻找,救出那些还能用的工具,一件件修复。我帮他,第一次认真看他的每一个动作。

      没了烙铁,他只能又依靠起刻刀来。他的手指修长,有老茧,但很灵巧。刻刀在木头上游走,每一笔都坚定有力。“得”、“闲”、“谨”、“制”,四个字,一个世界。

      “你为什么总能把东西看得那么清楚?”我忽然问。

      “习惯了。”他眯起眼睛看向远处,“看得清楚,才能修得明白。”

      是啊,他看得清楚。看清楚哪些东西坏了可以修,哪些不能;看清楚在什么时候该坚守规矩,什么时候该打破规矩;看清楚一个人如何在废墟中重建尊严。

      而我,直到那一刻,才看清楚一些我一直忽视的东西。

      原来,我对他……

      ---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修复好的水车旁。水流潺潺,月光如水,战争似乎暂时退到了很远的地方。

      莫得闲依然在忙活着。他刻得很慢,很仔细,仿佛在完成一件艺术品。

      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忽然明白了老太爷的话。

      “家”字怎么写?屋顶底下要有猪。猪是什么?是生活的痕迹,是寻常的坚持,是明知世界将倾仍要按时喂食的固执。

      莫得闲就是戈止镇的“猪”。他不伟大,不传奇,只是个会修东西、有毛病的钳工。但他在,这家就在;他在,这家就有迹可循。

      “刻好了。”他举起钉耙,月光照在新鲜的刻字上,“得闲谨制。”

      我接过钉耙,摩挲着那些凹痕,忽然说:“教我刻字吧。”

      他惊讶地看着我。

      “我也该学学,”我移开视线,“给自己的东西负责。”

      他笑了,递给我刻刀和一把旧铲子:“从最简单的开始。”

      我笨拙地握住刻刀,在木柄上划下第一笔。歪歪扭扭,丑陋不堪,但我继续划第二笔、第三笔。

      他在旁边看着,偶尔纠正我的姿势,手把手教我怎么用力。我们的手挨得很近,体温透过皮肤传递。

      我闻到他身上混合着机油、汗水和硝烟的气味,一种古怪但真实的气味。我想起南京的小巷,想起宜昌的码头,想起燃烧的广场,想起所有我们共同经历的破碎与重建。

      刻完最后一个笔画,我举起铲子。木柄上,歪歪扭扭地刻着“肖衍”两个字,没有“谨制”,因为我还不够资格。

      但莫得闲点点头:“不错。”

      只是两个字,我却觉得比任何勋章都珍贵。

      我放下铲子,看向夜空。繁星满天,明天可能还有战斗,可能还有死亡,但此刻,在水车旁,在月光下,在这个我们共同守护的荒凉小镇里,一切似乎都可以忍受。

      莫得闲开始收拾工具,一件件放回他的工具袋,整整齐齐。他的动作有条不紊,仿佛世界从未崩塌。

      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一个我从未问出口的问题:“在南京,你为什么要给那块石头刻字?”

      他动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收拾。“因为那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他头也不抬,“当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至少可以留下名字,证明我来过,我见过,我记得。”

      简单,直白,莫得闲式的回答。

      我笑了,这次没有嘲讽,没有无奈,只是一种纯粹的、无法解释的愉悦。

      水车吱呀呀地转着,把月光打碎又拼合。远处传来夜鸟的啼叫,山风拂过废墟,带来焦土和新生的气息。

      莫得闲收拾完工具,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单薄,却又异常坚韧,像他改造的那些工具,朴素,实用,经久耐用。

      “该换岗了。”他说。

      “嗯。”

      我们并肩走回岳王庙,脚步在青石板上发出轻微的响声。一路无言,但沉默不再尴尬,而是一种默契,一种无需言说的理解。

      岳王庙里,老太爷已经睡了,怀里抱着祖宗牌位。莫得闲的妻子和儿子也睡了,呼吸平稳。这个临时拼凑的家,在这个夜晚,居然有了真正的家的模样。

      我走到门口,最后一次回头看向莫得闲。他正在检查门后的警报机关,神情专注,眼镜微微反光。

      那一刻,我终于完成了那个句子,在心里,永远只在心里:

      原来,我对他,不只是战友,不只是同伴,而是我在这个崩坏世界里找到的唯一坐标,是我五年溃逃生涯中终于抓住的、不愿再放手的真实。

      一段未诉于口的暗恋,在战争间隙悄然生长,像废墟里开出的花,不合时宜,却顽强。

      我转身出去守夜,肩上扛着那把刻了我名字的铲子。月光很好,足够照亮前路,也足够隐藏那些不该说出口的秘密。

      远处,山峦如黛,长江如练,战争还在继续,但至少在戈止镇,在这个夜晚,有些东西被修复了,有些东西被守住了。

      得闲谨制。

      肖衍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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