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窗幽梦》华玫

4、萧红（完）

　　这年的10月，因为替家里的长工说情，让大伯不要提高地租，大伯把我毒打了一顿。这还不算，打完了我，他咬牙切齿地怂恿父亲，让父亲把我这“丢人现眼的贱玩意，掐死埋了。”

　　父亲听从了伯父的话，不然，小婶和小姑不会冒着天大的风险，偷偷地把我放走。生在呼兰长在呼兰的我，和阿城的小姑、小婶并不熟。让她们放我走的，是她们善良的天性和慈悲的心肠。我不想说是因为血缘的关系，父亲和大伯，跟我也有血缘关系，可是他们，却想置我于死地。

　　那天中午十二点刚过，家里的男人们都在睡午觉，小婶和小姑来了。小婶在外面望风，小姑匆匆进来塞给我一个小包袱，说包袱里是几套换洗的衣服和一点钱，让我路上用。她让我去哈尔滨，去任何一个我想去的地方，反正就是再也别回阿城，也别回呼兰。回来，我就没命了。

　　我问为什么？小姑说，今天早上，她看见父亲带着一名长工，拿着把铁锹出去了。他们回来以后，小姑偷偷找到那名长工，问他们出去干什么了？长工告诉她，说父亲带着他去挖了一个坑，从坑的长宽深来看，像是坟坑，正好能埋下一个人。

　　听了小姑的话，我的心怦怦乱跳，血一阵阵往头上涌，说不上来是怕，还是恨。只是觉得我和父亲的父女情，从他带人去挖那个坑一刹那，彻底断绝了。这个家，再也没有让我留恋的地方。

　　背着小姑给我的包袱，我逃到了阿城，又从阿城逃到了哈尔滨。

　　小姑给我的钱并不足以我去北平生活，而且，我在北平举目无亲，在哈尔滨，我好歹念过三年书，结交了几个还算不错的朋友。

　　我去投靠了一个要好的初中同学。我知道，同学家也不是长久的依靠，毕竟，人家和我非亲非故。我唯一的出路，就是自食其力，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

　　可是，工作实在是太难找了。只有初中学历的我，连小学老师都作不成。应聘咖啡馆的女侍者，老板嫌我长得不好看，人也不够风情。想当家教，人家只要大学生。

　　那一年的九月十八日，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少/帅张/学/良把他父亲辛苦打下的江山拱手让给了日本人，东北三千万父老和一个小小的我，成了亡/国/奴。

　　沦陷后的哈尔滨，工作更加难找。转眼到了十一月，同学的父亲失了业，同学在念高中，她弟弟在念初中，她母亲是家庭妇女，我已在人家打扰太久，不忍,也不能,再给人家添麻烦。

　　万般无奈下，我去找了汪恩甲。我一直都知道汪恩甲在哪儿，可是我恨他，所以一直没去找他。如果我再不去找他，大概只有饿死街头和下海接客两条路可走了。

　　我去找汪恩甲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抽大烟，看到我来，他吓了一大跳。我强迫自己忽略他身畔的那杆烟枪，直截了当地跟他说我活不下去了，来投靠他了，如果他愿意收留我，我会很感谢他，如果他不愿意，我马上就走。

　　听了我的话，汪恩甲没有马上说愿意还是不愿意，沉默了一会儿，他慢吞吞地问我饿不饿？听了他的话，我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他，饿。

　　汪思甲带我去了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那是我年初和他离开北平后，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有鱼有肉。吃饭的时候，我一边吃一边想，张乃莹，你为什么不去死，为什么要来找他，你真没骨气！

　　吃完饭，汪恩甲带我回到了他处住，那天夜里，我成了他的女人，他成了我的第一个男人。黑暗之中，我问他是否还爱我？他说，爱。知道我从老家出逃后，他失魂落魄了好一阵子，家里好几次要给他再说亲，他都没答应，为此，他二哥骂了好几次，说他没骨气。

　　我望着漆黑的天棚，无声惨笑。
　　笑汪恩甲的痴情，笑自己倔强来倔强去，还是要来投靠这个让我又恨又怨的男人，而这个男人，并没有像他以前跟我说的那样把大烟戒了。
　　我笑自己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汪恩甲跟我说，对法官说自愿解除婚约，是情非得已，他妈和他二哥求得那样说的。

　　他二哥是小学校长，是教育界人士，若是让人知道阻挠他人婚姻，前程堪忧。他父亲过世后，他二哥就是他们老汪家的顶梁柱和门面。他二哥的差事要是丢了，他老汪家的脸面和他母亲的身体必要遭受严重打击。而他，既不想他二哥丢差事，也不想让家族蒙羞，更不想让母亲伤心。所以，在法庭上，他只能那么说。

　　我安静地听着，没有责怪他。如今的我要靠着汪恩甲才能苟活下去，一个仰人鼻息的寄生虫，有什么资格去责怪她的金主！

　　汪恩甲还说，我们先悄悄地同居，他慢慢找机会和家里说，等他家人能够重新接纳我了，我们再公开关系。

　　我默许了。

　　这年年底，汪恩甲带着我住进了东兴顺旅馆。后来，这家旅馆，连同汪恩甲这个人，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梦境之中。东兴顺在哈尔滨是数一数二的大旅馆，旅馆的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实木地板足有一寸多厚。

　　汪恩甲是这里的常客，伙计对他很客气，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不错的房间。在最初的两个月里，我们的日子温馨又甜蜜。美中不足的是，他还是抽大烟，并且，怂恿我和他一起抽。

　　我没有抽，大烟很贵，而我们的钱并不多。不过，有那么一两次，汪恩甲抽大烟的时候，我躺在他对面，他探过身，促狭地往我脸上喷了几口大烟，我并没有禁止。初闻有些反胃，几次之后，不再反胃，相反越闻越想闻。我想，如果我真的抽了，应该也会上瘾。

　　除去上学，汪恩甲几乎时刻陪在我身边，不是在旅馆，就是出去逛街，逛公园。我挽着他的胳膊，在街上，在公园里，慢慢地散步，一边走，一边欣赏沿途的景致，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说些闲话。

　　我越来越觉得汪恩甲是个好男人，越来越懊悔自己先前的逃婚。如果不是我一而再的逃婚，惹恼了汪家人，他们就不会退婚了。

　　诚然，抽大烟是个不良嗜好，但是，可以戒啊。我若不逃婚，而是留在他身边督促他，兴许，他已经把大烟戒了，我们也早已成婚。我深深懊悔，然而，一个字都没跟汪恩甲说，我怕他埋怨我。

　　汪恩甲的二哥知道了我们同居的消息，他严令汪恩甲马上离开我，汪恩甲不从，于是，他从经济上制裁汪恩甲，断了汪恩甲的生活费。

　　汪恩甲还在法政大学念书，没有经济收入，平时生活全靠家里给钱。他二哥断了他的生活费，我们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首先，东兴顺的食宿费由原先的按时交付，变成了赊欠挂账。其次，我们不能再上街了，东兴顺的老板怕我们跑了，不让我们离开旅馆，哪怕非离开不可，也只能一个出去，一个留在旅馆作人质，而且，我们的房间，也由原来的客房变成了一间小小的杂物间。

　　客房整洁舒适，地板光亮，大床松软，杂物间狭小，阴暗，堆满了杂物，杂物之中勉强放下一张陈旧的双人床，床上的被褥也是旧的，脏的。

　　我们的饮食由原来一日三餐，变成了一日两餐，甚至一餐，由原来的热乎可口，变成了微带余温，有时则完全是冷的，好在不馊不酸，我们已经谢天谢地。

　　汪恩甲的大烟也不得不戒了，这让他很难受。每天无精打采地躺在床上打哈欠，流鼻涕。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把怀孕的事告诉了汪恩甲，当时，百无聊赖的我们正互相搂抱着躺在床上，汪恩甲穿着他的印度绸睡衣睡裤，我穿着一件浅绿色的棉布旗袍，脸对着脸，腿缠着腿。听到这个消息，汪恩甲先是微微错愕，继而露出了一个让毕生难忘的笑容。他的牙又白又整齐，笑起来很迷人。

　　他说，他特别高兴听到这个消息，这个孩子的到来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重要了。等孩子生下来，我们就带着孩子回家，他家里人看在孩子的面上，一定能够接纳我，他妈心软。那样，我和他就能明正言顺地在一起了。说着，他笑微微地伸出手，在我平坦的小肚子上摸了又摸。

　　我总觉得他把他的家人和我们的未来，想得过于乐观。不过，我一句话也没说，我们的生活已经够灰暗，无趣了，我不忍心再打破他对未来的这点美好设想。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肚子一天天变大，我们欠东兴顺旅馆的钱也一天天变多。五个月后，也就是1932年的5月份，我们已经欠东兴顺600多元钱了。

　　旅馆天天派人来要账，最后，老板来让人下最后通牒，如果我们不能在五天之内把这600多元还上，他就让人把我们赶到大街上去。

　　汪恩甲没有工作，我怀着孕，这里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和栖身地，旅馆要是真把我们赶出去，已经和家庭决裂的我们，只能是饿死街头。

　　宣布最后通牒的人走了以后，我和汪恩甲紧挨着坐在我们的小小乐园上。我把那张旧床称作我和他的小小乐园，在这间阴暗、狭小的房间里，只有这张陈旧的床，还稍微有些温暖，有些温情。

　　可是，如果还不上那600元钱，我们连这最后的小小乐园都将失去。汪恩甲身体前倾，两个胳膊肘支在大腿上，两手捧着头，十根手指深深陷进浓密的黑发，半天不出声。

　　我挺着腰身，两只手叉在后腰上，默默地看着他，心中充满了懊悔，懊悔自己当初的逃婚。可是，再懊悔也于事无补了。

　　过了一会儿，我问他，我们该怎么办？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坐直了腰身，低头看着自己放在腿上的手，闷闷地说只能回家向家里要钱了。

　　要是家里不给呢？我问他。

　　他沉默了片刻，扭过脸来，望着我惨淡一笑。会给的，他说，我妈心特别软，她就算不原谅我，也不能不要她孙子。我不知道自己怀的是不是男孩，我希望是。如果是男孩，我被汪家认可的可能性会大一些，汪家出钱帮我们还债的可能性，也会大一些。

　　那天，我和汪恩甲商量过后，决定让汪恩甲回汪家借钱，更确切地说是要钱。我们达成的共识是——能要着钱更好，要不到钱，汪恩甲就回来给旅馆打工，作侍者也好，作杂役也好，能干什么就干什么，用工作顶债。

　　第二天一早，吃过旅馆送过来的残羹冷炙，汪恩甲走了。临行前，他紧紧地拥抱了我，给了我一个悠长的吻。当这一切结束之后，他又给了我一个宽慰的笑，乃莹，放心吧，他说，我肯定能把钱弄来。你不用惦记我，我过几天就回来了。

　　我问他最迟什么时候能回来，他说也就三四天吧。我送他到房门口，在他拉开房门前，他又抱了我一下，亲了下我的额头，笑着摸了摸我鼓起的肚子，说，儿子，爸爸走了，过几天就回来。

　　说完，他拉开房门，走了出去。我站在门口，倚着门框，望着他高大的背影，一步步走远，一点点变小，直到拐进走廊的转角，消失不见。

　　当天夜里，我作了一个噩梦，梦见一个高大而穷凶极恶的人，拿着一根粗重的木棒，从背后偷袭了汪恩甲，汪恩甲倒在地上，头上血流如注，那人扒下了他的丝绸长袍。

　　汪恩甲走的时候，穿上了他最喜欢，也是他最昂贵的一件衣服，一件出自哈尔滨名裁缝之手的中式长袍。我曾劝他不要穿那件长袍，太过招摇，现在世道不好。他说回家得穿得体面点，不能太寒酸了。

　　汪恩甲走后，我枯坐在小小的杂物间里，一天天地数着日子，第三天的时候，我开始期盼，第四天的时候，我更加期盼，第五天的时候，只要走廊里有一丁点的动静，我便马上跑到门前，把脸紧贴在门板上，屏息静听。到了第六天，我变得焦躁。第七天，除了焦躁，我的心开始隐隐不安。

　　日子，在我越来越强烈的焦躁和不安中，一天天消逝。

　　我曾想去汪家找他，可是东兴顺的老板不让我走，他怕这是我和汪恩甲的计策，走了一个又一个，不过，他自己倒是派人去了几趟汪家，得到的消息都是——汪恩甲根本没回家，他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东兴顺的老板根本不信，不过，他还是让人把每次得来的消息告诉给我。每听到一次这样的消息，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夜的噩梦。

　　见汪恩甲久无音信，东兴顺的老板失去了耐心，他想把我卖到妓院里，用卖我的钱顶我和汪恩甲欠他的钱。总给我送饭的伙计偷偷地把这消息告诉给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他同情我，可是他也无能为力。

　　我无计可施，万般无奈中，试着给三郎所在的报社写了一封求助信。没想到那封信真的起了作用，报社派三郎来看我，我们聊了很久，相见恨晚。

　　同年八月，松花江决堤，哈尔滨发了大水，东兴顺也被淹了。一天夜里，三郎租了条小船，把我从东兴顺里救了出来。然后，我和他同居了。

　　我还是喜欢汪恩甲，还是惦记他，可是，他一去不返，音信皆无。身无分文，又行将分娩的我，要到哪里去找他，又将如何自处？我的直觉告诉我，今生，我们的缘份尽了。

　　不久，我生下了一个女孩。那时的我和三郎，根本没有能力养活那孩子。怕自己对孩子生出感情，我硬着心肠，五天没看孩子一眼，没喂她一口奶。到了第六天，三郎把孩子送了人。

　　送走孩子的当晚，我又一次梦见了汪恩甲。他穿着从东兴顺离开时穿着的长袍，神色忧伤地看着我，一语不发，似在埋怨我为何要将孩子送人。

　　我哭着去抓他的胳膊，问他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回来，为什么要丢下我一个人？我跟他解释，我不是不要那孩子，而是我根本没有能力养活她。把她送人，是不想她跟着我饿死。

　　汪恩甲不说话，紧抿着嘴，缓慢而坚定地抽/出了被我抓着的那条胳膊，转身离去。我大哭着追上去，一面追，一面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三郎推醒我时，我的枕畔已是湿漉漉的一片。

　　几年后，我听到一个不十分可靠的消息，说汪恩甲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一概不清楚，反正大概就是死了。只是大概，也可能还活着。

　　那时，因为《生死场》，我已不再是默默无闻的东北逃婚少女张乃莹，而是声震左翼文坛的才女作家萧红。

　　在我和汪恩甲的这段感情里，从始自终，都是我欠他，都是我对不起他，他没有一丝一毫对不起我。相反，他处处包容我，尽其所能地宠着我。如果，不是当年我逃婚，我和他早说结婚了。这些年下来，孩子怎么也能有两三个了。

　　我曾嫌弃汪恩甲抽大烟，可是，这世上哪有完人！汪恩甲不是，表哥不是、三郎不是、端木不是，甚至，连鲁迅先生，也不是。

　　我和表哥在北平时，有一次，他曾想强行占有我。三郎爱我，可是在爱我的同时，他打我，骂我，用极端伤人自尊的话语羞辱我，对我不忠。

　　端木儒雅而富有教养，既不打我也不打我。可是，他实在是太儒雅，太有教养了。和他在一起，我不自觉地就要作出一份娴雅姿态来，生怕自己举止粗陋，惹他生厌。这样的我，不能说很累，然而活得的确不轻松。

　　只有和汪恩甲在一起，我才最真实。在汪恩甲面前，我可以大哭，可以大笑，可以大骂，可以大闹，无须顾及形象。在汪恩甲面前的我，才是最真实，最本真的我。

　　我这半生，情路坎坷，可能是老天爷在惩罚我当年没有好好珍惜汪恩甲吧。

　　汪恩甲，你在哪儿？你还活着吗？你知道吗，我就要死了。
　　我很想你，我很希望此时此刻，你能守在我身边，我很想再听你唤我一声乃莹，很想再让你拥抱我一次，很想再闻一闻你的味道，很想再和你一起回到东兴顺旅馆，回到属于我们的那间小房间里，和你并肩躺在我们的小小乐园上，细说这些年的风风雨雨。

　　汪恩甲，如果有来生，我想再遇见你一次，让我把今生欠你的，加倍还上。

　　我的意识渐渐混沌，再次醒来，发现端木回来了，而骆宾基则不知去向。见我醒了，端木连忙问我是否有话要说，我轻轻一眨眼，端木连忙把准备好的一张纸，放在我的右手下，又往我的右手里塞了一只钢笔。

　　我闭上眼，凭着手感，在纸上写下了一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我是苦命的林黛玉，我的宝哥哥不知死活。
　　写完这句话，想了想，我又写了一句话，“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我还没有得到汪恩甲是生是死的确切消息，我不甘心就这么走了！

　　隔了一天，日本人接管了玛丽医院，赶走了除了日本人以外的所有病人，端木和骆宾基把我送进了红十字会设在圣提士反女校的临时医院。

　　和玛丽医院相比，圣提士反的医疗条件恶劣到令人难以容忍。可是不容忍又如何？日本人是刀俎，我和全体香港人，是菜板上的鱼肉。

　　鱼肉没有挑剔的权利。

　　我坚信，总有一天，日本人会失败，会夹着尾巴，滚回他们的弹丸小岛，只是，我看不到那一天了。

　　第二天上午，窗外淫雨霏霏，人满为患的病室里，光阴昏暗。很奇异地，我看到了汪恩甲！

　　他站在我的床头，对我微笑，怀里抱着一个小小的襁褓。他说，乃莹，我和孩子来接你了。我们一家三口再也不分开了。我们不吵不闹，好好地过日子。

　　我望着他，露出一个虚弱地微笑。我想对他说好，可是，我的喉咙发不出声音，我想坐起来跟他走，然后，我就真的坐了起来。我下了地，向汪恩甲伸出一只手，汪恩甲伸出闲着的那只手，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又暖又厚，我抬头望他，他笑微微地望着我，目光温柔，一如当年的初见。

　　身后忽然传来哭声，我诧意回头，看到另一个自己躺在病床上，端木和骆宾基一左一右地站在床边，看着床上的另一个我，哀哀地哭。

　　乃莹，耳边传来汪恩甲的呼唤，我转过头，望着汪恩甲温柔的笑脸，心中只觉莫名心安。

　　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萧红病逝于香港圣提士反女校，享年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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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要说：　　1、我个人很喜欢我塑造出来的这个汪恩甲。
2、事实上，历史上的汪恩甲也的确是一个爱着萧红的男人，不然，他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原谅萧红的逃婚，第二次还追到了北平。如果不爱萧红，他不可能在萧红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她。
3、我不想谴责萧红，也无意歌颂汪恩甲，只是把他们在我想像中的样子，用我的笔写出来。
4、萧红管萧军叫三郎，萧红和汪恩甲的女儿听说夭折了。
5、同为东北作家的端木蕻良给了萧红今生唯一的一次婚礼，所以，端木是萧红唯一的丈夫，她和汪恩甲、萧军都只是同居关系。
6、年少时，不论男女，大约都是爱折腾的，因为对生活，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幻想，及至折腾了一溜十三遭，筋疲力尽，伤痕累累，华年不在了，蓦然回首，才会深深感悟，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多好。
7、我不写大热的流行小说，只写自己喜欢的，冷，但自得其乐着。在悦己的同时，如果也悦到了来读故事的你，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