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冻土未融》渡星河客

8、证词

　　桥头的战斗结束后，和子被带到了后方营地。

　　林远把她交给卡佳的时候，和子站在那顶土黄色帐篷外面，抱着空了的布包，低着头，像一只被雨水淋透的鸟。卡佳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掀开帐篷帘子，示意她进去。和子犹豫了一下，迈步走了进去。

　　帐篷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那个少校，另一个是穿便服的翻译——一个四十多岁的俄罗斯女人，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头发花白，脸上有雀斑。她看到和子进来，站起来，用日语说：“请坐。”

　　和子坐下了。她把布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按在上面，指节发白。

　　少校翻开一个笔记本，拿起铅笔，开始问话。第一句是：“你叫什么名字？”

　　翻译转述了。和子回答：“樱井和子。”

　　“年龄？”

　　“十九岁。”

　　“在哪里工作？”

　　和子沉默了几秒钟。帐篷外面有人在喊口令，有人在搬运东西，铁器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地响。那些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隔了一层厚棉花。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牡丹江支队。”和子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职务？”

　　“培养员。负责细菌培养。”

　　翻译把这些话翻成俄语。少校的铅笔在纸上飞快地移动，发出沙沙的声响，像虫子在啃树叶。他没有抬头，也没有停顿，铅笔一直往下写，写满了一页，翻过去，继续写。

　　“培养什么细菌？”

　　“鼠疫杆菌。伤寒杆菌。霍乱菌。炭疽。”

　　少校的铅笔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

　　“方法？”

　　和子的身体微微前倾了一些，像是要站起来，又像是要缩成一团。她的嘴唇在发抖，但她还是开口了，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

　　“先把老鼠关在铁笼子里，注射菌液。老鼠发病以后，把跳蚤放进笼子里，让跳蚤吸老鼠的血。跳蚤感染了鼠疫杆菌，就把跳蚤收集起来，放在培养罐里，喂血粉，保持温度和湿度。等需要的时候，把跳蚤装进陶瓷炸弹里，从空中投撒。”

　　翻译的声音很平，像在读一份说明书。但林远注意到，翻译的手在发抖——那个圆珠笔在她手指间微微颤动，笔尖在纸面上留下了一道弯弯曲曲的线。

　　少校停笔，抬头看了和子一眼，然后低下头，继续写。

　　“你亲自操作过吗？”

　　“是。”

　　“多少次？”

　　和子闭上眼睛。睫毛在颤抖，像蝴蝶翅膀在风中扇动。她闭着眼睛，像是沉到了很深很深的水底，要憋很久的气才能浮上来。

　　“记不清了。”她睁开眼睛，“不是不想记，是太多了。每天都是同样的流程。早上进培养室，换衣服，消毒，检查跳蚤的死亡率，补充血粉，记录数据。下午同样的。晚上同样的。两年。七百多天。每天都在做。”

　　帐篷里安静了。少校的铅笔停在纸上，墨水洇开了一个小黑点。

　　“那些感染鼠疫的老鼠，你处理过吗？”

　　“处理过。”和子的声音更低了，“用钳子夹出来，放在铁桶里，浇上汽油，烧掉。有些还没有死透，在火里会叫。不是叫，是吱吱地叫，像婴儿哭。”

　　翻译翻到这一句的时候，停顿了一拍，然后才继续。她的声音不再平了，有了一点起伏，像是石头上裂开了一道缝。

　　少校翻过一页纸。

　　“除了跳蚤和老鼠，你还见过什么？”

　　和子抬起头，看着少校。她的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种很深的、像井水一样的东西。那不是悲伤，不是恐惧，是比那些都更重的东西——是记忆本身，是那些被刻进骨头里、永远也磨不掉的东西。

　　“原木。”她说。

　　“什么？”

　　“原木。日本人这么叫他们。那些被送来的人。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也有蒙古人。他们被关在单独的牢房里，每个人有一个编号。需要的时候，从牢房里提出来，送到‘手术室’。给他们注射细菌。观察发病过程。然后——解剖。有时候还活着就解剖了。不打麻药。说要观察活体状态下的器官变化。”

　　少校的铅笔掉在了桌上，骨碌碌地滚了一圈，停在笔记本的边缘。他没有捡起来。

　　帐篷外的声音忽然远了。一切都远了。只有和子的声音，像一根针，在寂静中一针一针地扎。

　　“原木的编号，我抄了一些。不是全部，太多了，抄不过来。我选了那些我记得住的。他们在牢房里的时候，我给他们送过饭。隔着铁门上的小窗，递进去一碗饭，一碗水。有些人不接，坐在角落里，眼睛看着墙。有些人接了，跪下来磕头，说‘谢谢’，说‘救命’。我说‘我不是来救你们的’。他们说‘你能来看我们，就是救了’。我什么都做不了。我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和子的声音终于裂开了。不是哭，是裂开，像一块被冻了很久的冰忽然遇到热水，从中间裂成两半。她的眼泪流了下来，但她的表情没有变，还是那种很平静的、像死水一样的表情。眼泪只是从眼睛里流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像是另一个人的眼泪。

　　翻译没有翻这一句。她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然后重新戴上。

　　少校终于捡起了那支铅笔。

　　“你带出来的那些记录，是你自己抄写的？”

　　“是。”

　　“为什么？”

　　和子用袖子擦了擦脸，吸了吸鼻子。她的声音恢复了平静，像暴风雨过后重新变平的海面。

　　“因为那些原木会死。死了，就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怎么死的，谁杀了他们。如果我死了，这些记录就是证据。如果我没死，我活着，我就是证据。有人要把这些事说出去。有人要记住他们。”

　　少校合上了笔记本。

　　他站起来，走到和子面前，伸出手。和子看着那只手——粗糙的、布满老茧的手，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黑色油污。她犹豫了一下，然后伸出手，握住了。

　　少校握了她的手一下，很用力，然后松开，转身走出了帐篷。

　　帐篷帘子落下来，挡住了外面的光。帐篷里暗了一些，只剩下翻译和林远，还有和子。

　　翻译把圆珠笔别在笔记本上，站起来，走到和子面前，弯下腰，轻轻抱了她一下。

　　“你会活着的。”翻译用日语说，声音很轻，“你会活着看到他们受审。”

　　然后她也走了。

　　林远站在帐篷门口，背对着和子，面朝帘子缝隙里漏进来的那一条光。他没有回头。他听到了和子的呼吸声——很轻，很慢，像风在吹一片快要落地的叶子。

　　“林桑。”和子叫了他一声。

　　“嗯。”

　　“那些原木，我抄了编号。三百一十七个。有名字的，只有十四个。其他的只有编号。中国人，编号前面有一个‘中’字。苏联人，是‘苏’字。朝鲜人，是‘朝’字。蒙古人，是‘蒙’字。”她的声音顿了一下，“婴儿，是‘婴’字。最小的一个，编号婴一〇三，出生大概不到一个月。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弄来的。他们把人当成东西。把婴儿也当成东西。编号，注射，观察，解剖。然后烧掉。”

　　林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手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掐出了血。但他没有动。如果他动了，他会走出去，走回那座桥上，走回那些玻璃瓶前面，把它们一个个砸碎，把那些培养液倒进江里，然后拿起枪，回到南边，找到那些穿白大褂的人，一个不留。

　　但他没有动。

　　因为杀了他们，那些原木也不会活过来。

　　婴一〇三也不会活过来。

　　“林桑。”和子又叫他。

　　“嗯。”

　　“你会记住这些吗？”

　　林远转过身，看着她。她坐在折叠椅上，怀里抱着那个空了的布包，脸上全是泪痕，但眼睛很亮。不是亮，是干净。像是被眼泪洗干净了。

　　“会。”林远说。

　　和子点了点头，低下头，把布包打开，又合上，打开，又合上。

　　林远走出了帐篷。

　　阳光很刺眼，照在地上白花花的，像下了霜。他眯着眼睛站了一会儿，然后朝北边走去。走了一段，他停下来，蹲在路边，把脸埋在膝盖里。他没有哭。他很久没有哭过了。他只是蹲在那里，像一块石头，一动不动。有人从他身边走过，看了他一眼，然后走开了。没有人问他怎么了。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年代，蹲在路边把脸埋在膝盖里的人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

　　后来他站起来了。他拍拍裤子上的土，朝营地北边走去。卡佳在一辆卡车旁边等他，手里拿着两罐午餐肉。

　　“你哭了？”卡佳问。

　　“没有。”

　　“你眼睛红了。”

　　“风沙大。”

　　卡佳没有再问。她把一罐午餐肉递给他，自己打开另一罐，用匕首插着吃。林远接过罐头，没有吃。他握着那个铁罐子，铁罐子冰凉的，上面印着俄文字母和一只小猪的图案。他看了一会儿那个图案，然后把罐头放在地上。

　　“卡佳。”他说。

　　“嗯。”

　　“你有没有见过婴儿的尸体？”

　　卡佳停下了咀嚼。她把匕首从午餐肉里抽出来，插在旁边的木头箱子上，擦了擦嘴，看着远方。远方是山，是树，是灰蒙蒙的天。

　　“见过。”她说，“柏林。地窖里。一个婴儿，大概三四个月大，裹在一件大人的衣服里。死了。不是打死的，是饿死的。奶水不够，妈妈没有奶。妈妈也死了，躺在旁边，两只手还保持着抱孩子的姿势。”

　　她停了停。

　　“那个地窖里还有一本烧了一半的《圣经》，和一个打碎了的相框。照片上是一个穿军装的德国男人，大概是在法国或者波兰拍的，背后不知道是哪座城市。”

　　林远蹲下来，把那罐午餐肉捡起来，用匕首撬开盖子，插了一块放进嘴里。肉很咸，很腻，在嘴里嚼了半天咽不下去。他硬咽下去了，像咽一块石头。

　　那天晚上，他躺在吉普车的引擎盖上，看着北边的天空。天空很黑，星星很多，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钉子。他数了一会儿星星，数到一百多的时候数乱了，又重新开始。数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听到了脚步声。

　　卡佳走过来，站在吉普车旁边，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把一件军大衣盖在他身上。

　　“晚上冷。”她说。

　　然后她走了。

　　林远把军大衣拉到下巴，闻到了卡佳身上的气味——不是香水，是肥皂、烟草、枪油，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温暖的东西。那是活人的气味。活人的气味跟死人的不一样。死人的气味是一样的，不管是什么人，死了都一样。活人的气味每个人都不一样。

　　他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