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冻土未融》渡星河客

10、冻土

　　一九四六年，五月。哈尔滨。

　　松花江的冰终于开化了。冰面裂开的时候声音很大，像打雷一样，轰隆隆地从上游滚到下游。大块的冰排在江面上互相挤压、碰撞，发出沉闷的响声，然后被水流带走，一路向北，最后消失在视野尽头。江边的老人们说，今年的冰比往年冻得深，化得也慢，春天来得晚。

　　林远坐在江边的石堤上，看着那些冰排慢慢地漂过去。他把手插在军大衣的口袋里，口袋底部破了一个洞，手指从破洞里露出来，摸到了大衣里子的粗布。天还是冷，五月的哈尔滨像别处的三月，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刀子一样割脸。但他不觉得冷。在双城子训练营的时候，零下四十度的天他趴在雪地里一动不动地趴过六个小时，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觉得冷过。

　　他离开军队了。

　　准确地说，是抗联的编制解散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东北抗日联军的官兵一部分被编入东北民主联军，一部分复员到地方工作。林远选择了复员。不是因为不想打了——他打了十几年，从十几岁打到二十几岁，从东北打到苏联，又从苏联打回东北，打够了。也不是因为怕——他什么都不怕了，怕的东西都在身后，不在前面。他选择复员，是因为他想做一件不打仗也能做的事。

　　修铁路。

　　哈尔滨工业大学铁路系的招生考试在七月。他报了名，领了准考证件，买了几本教科书，每天晚上在宿舍里翻。他的俄语比中文好——这是实话，他在苏联待了三年，读的全是俄文书，写的全是俄文报告，连做梦都说俄语。中文反而生疏了，有些字认得但写不出来，有些词在嘴边转了几圈就是找不到。他买了一本《新华字典》，从头翻起，每天背二十个字，像小学生一样在纸上写，一个字写十遍，写到手酸为止。

　　宿舍在学校附近的一栋老楼里，三层，青砖墙，木楼梯踩上去咯吱咯吱响。他住三楼，一个朝北的房间，比去年在道里区的那个稍大一些。房间里有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铁皮炉子。炉子他生过几次火，但烟道不通，一烧就满屋子的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后来就不烧了。冷了就多穿衣服，穿着军大衣睡觉，帽子也不摘，早上起来帽檐上结一层白霜。

　　隔壁住着一个叫老魏的人，四十多岁，铁路机务段的老工人，被单位送来进修。老魏话多，爱喝酒，每天晚上端着一茶缸子白酒过来串门，坐在林远的床沿上，一边喝一边讲他在铁路上的事。讲火车头怎么烧煤省，讲铁轨怎么铺才平，讲日本人在的时候把最好的钢轨都拆走了运回日本，讲苏联人来了又把剩下的拆了一大批运回苏联。讲这些的时候老魏不骂人，只是叹气，叹完了喝一口酒，喝完了再叹一口。

　　林远不怎么说话，只是听。他喜欢听老魏说话。老魏说的那些事跟打仗没关系，跟死人也没关系，跟那些玻璃瓶里的黄色液体更没关系。老魏说的只是普通的事，普通人的事，活着的人的事。

　　活着的人。

　　四月的时候，他收到了卡佳寄来的第一封信。信是寄到抗联的留守处，转了好几道手才到他手里，信封皱皱巴巴的，上面盖满了各地的邮戳。信是用俄文写的，字迹很工整，像是花了很长时间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林远：

　　我回到了莫斯科。街上到处是鲜花和人群，大家在庆祝胜利，举着旗子，喊着口号，拥抱，哭泣。我在人群里站了一会儿，觉得我不属于那里。

　　我的母亲还活着。她老了，头发全白了，眼睛花了，但精神还好。她住在原来那间公寓里，楼下的面包店还开着，面包师换了一个人，但面包的味道跟战前一模一样。我咬了一口面包，忽然很想哭。

　　我在农业学院报了名。九月开学。我打算学作物育种，也许以后可以培育出一种耐寒的小麦，在西伯利亚也能种。你的铁路修到哪里，我的小麦就种到哪里。

　　你的腿好些了吗？不要骗我。

　　卡佳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

　　林远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然后折好，放回信封里，锁进书桌的抽屉里。

　　他回了一封信，用中文写的，写了好几天。他的中文生疏了，有些句子怎么写都不通顺，改了好几遍还是觉得别扭。最后他干脆用俄语写了，写完了又觉得不对——卡佳学的是中文，他应该用中文给她写。他把俄语的草稿撕了，重新用中文写，写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用手刻出来的。

　　卡佳：

　　你的信收到了。腿好了，真的好了，不骗你。

　　哈尔滨的春天很晚，江里的冰五月份才化。我坐在江边看冰排，想起了你说过的贝加尔湖。你说贝加尔湖的冰是透明的，能看到水底的石头。松花江的冰不透明，是白色的，像一块巨大的毛玻璃。

　　我考上了哈工大的铁路系，九月入学。老魏说修铁路最重要的是路基，路基不牢，铁轨铺得再平也没用。我觉得人也是一样。

　　你说的那个耐寒的小麦，如果真能种出来，我想尝尝。

　　我现在每天背二十个汉字，等下次写信，我的中文会比这次好。

　　林远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

　　他写完这封信，贴上邮票，走到街角的邮筒前，把信投了进去。信封落进邮筒底部的时候发出了一声轻响，像一颗石子掉进井里。他在邮筒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五月末的时候，他去看了一次和子。

　　和子被关在哈尔滨南岗区的一栋楼里。楼是俄式建筑，白墙绿窗，三层，院子很大，院墙上拉着铁丝网。门口有卫兵，但不是看守，是保护——和子现在是重要证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调查人员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每次来都要问她好几个小时的问题。她还在不断地回忆，不断地叙述，不断地在纸上签字。她签字签得手酸了，调查人员就给她倒一杯水，让她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问。

　　林远在会客室里等了一会儿。会客室的墙上挂着一幅斯大林像，像下面是一张长桌和几把椅子。窗户开着，风从外面吹进来，带着树叶和泥土的气味。院子里有一棵丁香树，正在开花，紫色的小花一簇一簇的，香气很浓，浓得有点发苦。

　　门开了。

　　和子走进来，穿着一条藏青色的裙子，白衬衫，头发剪短了，齐耳，比以前精神了很多。她的脸还是瘦，但比在山里的时候胖了一些，脸颊上有了点肉，颧骨不那么突出了。嘴唇上的裂口已经好了，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疤痕，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她看到林远，微微鞠了一躬，然后在他对面坐下来。

　　“林桑，好久不见。”

　　她的声音比以前稳了，不再发抖了。

　　林远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有很多问题想问——你过得好吗？你还害怕吗？他们对你怎么样？你把那些事情都说出来了吗？但这些话到了嘴边，全变成了一个很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嗯”。

　　和子倒先开了口，声音不大，但很稳：“我的证词已经整理好了，翻成了英文、俄文、中文，东京那边来的人说，开庭的时候会让我出庭。”

　　林远点了点头。“怕不怕？”

　　“怕。”和子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桌面上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瘦，指节突出，指甲修剪得很短很整齐。“怕看到那些人的脸。怕在法庭上把名字叫错。怕说出来的东西不够，让坏人逃掉。”她抬起头，“但是怕也要去。不去，那些原木的骨头烂在地下，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林远看着她，看了很久。十九岁的女孩，在那个人间地狱里待了两年，偷出记录，跑了三天三夜，在岩缝里等了两天，然后走出来，把所有的东西交出去。现在坐在他对面，说“怕也要去”。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硬的？也许她一直就这么硬，只是被那件深蓝色的水手服和那副瘦弱的身体裹住了，没有人看出来。

　　“和子。”林远说。

　　“嗯。”

　　“那个婴儿，小满，后来有消息吗？”

　　和子的眼神暗了一下，然后又亮了。不是亮起来，是暗得更深了。她低下头，沉默了很久。会客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挂钟在走，滴答滴答，像一个人在慢慢地用拐杖敲地。

　　“我打听过。”和子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收容队说，他们到那个村子的时候，地窖的门被什么东西扒开过。可能是狗，也可能是狼。小满不在里面。棉被还在，纸条还在，红薯被吃了一半。但是小满不在。”

　　她说完这一句，把脸转向窗户，看着窗外那棵丁香树。紫色的丁香花在风里微微摇晃，花瓣一片一片地落下来，落在草地上，落在水泥路面上，落在窗台上。

　　林远没有说话。他想说点什么，说“也许被人救走了”，说“也许还活着”，说“也许……”。但这些也许都是假的。他知道，她也知道。他们只是都不愿意说破。

　　“我想过，”和子转回头看着他，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有流下来，“如果她在那个地窖里死了，也许是好事。她没有长大，没有看到战争，没有看到那些东西。她的眼睛看到的最后一幕，是那个地窖的顶，是干草，是石头。也许还有一点光，从木板缝里漏进来的。她没有看到人杀人。她没有看到人把人当成木头。她没有听到那些惨叫声。”

　　和子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但她没有擦。眼泪从她的脸颊上滑下来，滴在那条藏青色的裙子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可是我还是希望她活着。”和子说，“我希望她现在在一个好人家，吃饱了，穿暖了，冬天有炉子，夏天有西瓜。我希望她长大了以后，有人告诉她，一九四五年，有个叫林远的人救了她。有人记得她。有人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小满。”

　　林远伸出手，握住了和子放在桌面上的手。她的手冰凉，在微微发抖。他的手很大，把她的手整个包在里面。

　　“她会活着的。”林远说，“只要有人记得，她就活着。”

　　和子看着他，眼泪还在流，但嘴角弯了一下。不是笑，是比笑更深的东西。她把另一只手也伸过来，两只手一起握住了林远的手。

　　“林桑。”

　　“嗯。”

　　“谢谢你回来接我。”

　　林远摇了摇头。“你自己走出来的。”

　　“如果没有你，我走不出来。”和子说，“那个岩缝里，第二天晚上，我听到山下的枪声。很密，打了一整夜。我想，也许你已经死了。也许没有人回来接我了。我把手枪拿出来，打开保险，想了很久。”

　　林远握紧了她的手。

　　“后来我想起了小满。”和子说，“我想，如果小满在那个地窖里，她会不会等有人来接她？她不会说话，不会哭，什么都不会，她只会等。她等了。我也等。我等到了。”

　　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院子里的丁香花还在落，一片一片，没有声音。

　　卫兵敲了敲门，说探视时间到了。

　　和子站起来，把手从林远手里抽出来，两只手叠在身前，对林远鞠了一躬。这一次，她没有哭。她直起腰，看着林远，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了。

　　她的背影很瘦，裙子在风里飘着，白衬衫的下摆塞在裙腰里，头发被风吹乱了，她也没有理。她走到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林远一眼，然后走了出去。门关上了。

　　林远坐在会客室里，又坐了一会儿。墙上挂钟的滴答声还在继续。他站起来，走出门，走到院子里，在那棵丁香树下站了一会儿。紫色的花瓣落了他一肩，他没有掸。他走出院子的大门，走上大街，走进人流里。街上的人很多，来来往往的，谁也不看谁。他夹在人群里，像一滴水汇进了河里，跟着走，不知流向哪里。

　　走出大约两个路口，他停下了脚步。对面是一家书店，橱窗里摆着几本新书，还有一张报纸。报纸的头版上印着一行大标题，黑体字，很粗很重，隔了一条街也看得清。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在即，日本战犯将受正义审判。”

　　林远站在街对面，看着那张报纸，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

　　他还要去上课。还要背二十个汉字。还要给卡佳写信。还要学着修铁路。

　　往前走。

　　一九四六年，五月。哈尔滨。松花江的冰已经化完了。江水变成了灰蓝色，流得很急，打着漩涡，带着泥沙和碎片，朝北边流去，一直流，一直流，最后流进大海。没有人知道这些水在海里会变成什么。也许变成云，也许变成雨，也许变成雪，落回地面，落在这座城市，落在那棵槐树上，落在那座桥上，落在那条巷子里。

　　然后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