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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灰烬之前的夏天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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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七月末，黑龙江以北的乌苏里斯克——中国人叫它双城子——热得像一口倒扣的铁锅。
林远坐在营房的木头台阶上，把一双苏联高筒靴的鞋带紧了又松，松了又紧。靴子是上个月发的，比他的脚大了一号，走路时脚后跟在里面晃荡，像两只摇橹。他想找块旧布塞进去，但找遍了整个营房也没找到一块干净的布——所有能用的布料都被拿去擦枪了。
营房里住着第十八侦察分队。隔壁是无线电班，再过去是爆破组。从一九四二年开始，这地方就叫“远东方面军情报部特别学校”，实际上是一所跳伞、爆破、无线电、敌后侦察的训练营。学员大多是中国人，朝鲜人也有几个，教官清一色苏联人。林远在这里待了三年，学会了用三种语言骂人，学会了徒手攀爬垂直的岩壁，学会了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趴六个小时不动。但他始终学不会的一件事，是让自己相信战争会有结束的那一天。
他见过太多结束了。
一九三一年结束的是他父亲的命。父亲是哈尔滨到绥芬河铁路线上的养路工，日本人来了之后被征去修工事，冻死在虎头要塞的施工工地上。一九三七年结束的是他母亲的命。日本人清查抗联外围关系，母亲被宪兵队带去问话，再也没回来。一九四〇年结束的是他的排长赵老铁——被日军讨伐队包围在密林里，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林远亲眼看见他拉响手榴弹把自己和两个日本兵一起炸碎。
然后是一九四二年，他退过黑龙江，苏联边防军把他按在雪地里，扒光了他所有的衣服，翻来覆去地搜了四十分钟。最后是一个会讲东北话的苏联少校过来问他：“你认识周保中吗？”他说认识。少校又问：“你怎么证明？”他说：“我背得出周保中将军在牡丹江会议上的讲话。”他背了，少校说够了，给他披了一件军大衣。
那件大衣至今还盖在他铺上，补丁摞补丁，早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林。”
有人叫他。声音不高，带着俄语特有的卷舌音。
林远抬起头。
卡佳·奥尔洛娃站在营房拐角处，手里拿着一份地图，脸上没什么表情。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苏联军便服，袖子卷到小臂，露出一截晒成麦色的皮肤。金发从帽檐下露出几缕，被汗水黏在太阳穴上。二十四岁的苏联女人，打过斯大林格勒，打过库尔斯克，打过柏林。林远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训练场上用一把缴获的德国P38手枪射靶，二十米外五发四十九环。在场的男兵都没吭声。
“去司令部，三十分钟后。”她说，用的是俄语。
林远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什么任务？”
“不知道。但来的人是方面军侦察部的，应该不小。”
他们并肩往营房后面的小路走过去。路两边种着白桦树，树干被夕阳照得发红。蝉在树上一声接一声地叫，像生锈的弹簧。
卡佳走了一段，忽然说：“我做了个梦。”
林远等她往下说。
“梦见回到柏林。四月，国会大厦附近。一个德国老太太在废墟里翻东西。我走过她身边，她抬头看我，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不是恨，不是怕，是什么都没有。然后我醒了。”
林远没说话。
他们走到一处岔路口，卡佳停下来，把地图卷成筒状，在掌心敲了敲。“你有没有想过，打完这一仗之后怎么办？”
“没想过。”林远说。
“你一直在撒谎。”卡佳看了他一眼，灰蓝色的眼睛不像是开玩笑。
“那你呢？”林远反问。
卡佳想了想，说：“我想去学农学。种东西。种能吃的东西。”
林远说：“挺好。”
“你不会种地吗？你们中国人不是都会种地吗？”
“我是铁路工人的儿子。”林远说，“我只会拆铁路和炸铁路。”
卡佳居然笑了一下，嘴角动了动，很快又收回去。她加快脚步走向司令部那栋灰色的二层楼房，皮靴踩在沙土路上，扬起一小片灰尘。
司令部会议室里烟雾缭绕。长桌一端坐着一个没挂牌衔的苏联军官，国字脸，眉毛很重，面前放着一杯冷掉的茶。林远和卡佳进去时，军官正低头看一份文件，头都没抬。
三分钟后，又进来了三个人：一个少校，两个中尉。少校林远认识，是侦察分队的副队长安德烈耶夫，一个沉默寡言的乌克兰人，左腿受过枪伤，走路有点瘸。
军官终于抬起头。
“八月八日以后，随时可能开始。”他用平淡的语调说，像是在念一份天气预报，“方向是三路：海拉尔、牡丹江、哈尔滨。你们的目标是第三方向，牡丹江以西，海林一带。渗透至日军纵深，引导远程炮兵摧毁指挥节点和通讯枢纽。”
他把一张大比例尺地图摊开，用红蓝铅笔划了几道线。林远盯着地图上那些标了数字的方格，脑子里浮现出的是另一张图——他七年前逃出来的那片土地。海林，拉古，柴河，那些地名像旧伤疤一样隐隐发痒。
“你们的编组是六个人。”军官继续说，“跳伞，夜间。着陆后向指定坐标集结。如果分散，各自为战，二十四小时内归建。听懂了吗？”
六个人齐声说：“明白。”
“还有一件事。”军官停顿了一下，“日军可能有生化武器设施。如果发现任何相关证据，立即拍照、取样、上报，不要擅自接触。”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钟。
林远看到卡佳的瞳孔缩了一下。柏林，她去过。柏林有过集中营。她见过那种“证据”。
散会后，林远和卡佳走在最后面。走廊很长，日光灯管坏了两根，暗一段亮一段。卡佳的影子在地面上被拉得很长，像另一个沉默的人跟在她身后。
“你猜那个没挂牌的人是什么军衔？”卡佳忽然问。
“大校以上。”林远说。
“废话。我是说具体。”
“至少将军。但他不想让人知道。”
卡佳侧过头看了他一眼。“你观察力不错。所以你真没想过打完仗之后的事？”
他们走到走廊尽头，门开着，外面是黄昏。西边的天空被落日烧成一片铁锈色，几只乌鸦飞过营区上方的铁丝网，往树林方向去了。
林远站在门口，吸了一口闷热的空气。
“我想过。”他说，“想过回去，看看我家的老房子还在不在。但我知道，肯定不在了。”
卡佳没再问。她伸出手，把帽子摘下来，金发散落下来，被晚风吹得到处飘。她用手拢了一下头发，动作很快，像是不想让这个姿势显得太女人。
“走吧。”她说，“回营房收拾东西。八月八号以后，随时。”
他们各自走了。
距离日本海三百公里外，牡丹江东南方向，一座被密林和铁丝网围住的院落里，一个十九岁的日本女孩正在水龙头下冲洗试管。
她叫樱井和子，广岛人，原被征为陆军女子通信队员，后因高等女子学校生物课成绩优秀，被转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牡丹江支队。
这些她都不在意。她在意的是，今天下午从第三号培养室里抬出来的那个“原木”——中国人，男人，大概三十多岁——在被推进解剖室之前忽然醒了。他挣扎着想爬起来，嘴里含混地喊着什么，也许是“娘”，也许是“妈”。两个卫生兵按住他，注射了一管黄色的液体，几秒钟后他就不动了。
和子不知道那管液体是什么。但她知道他不会再醒来。
她在水龙头下用力搓洗试管，指甲掐进玻璃壁里，像是要把试管里残留的每一丝细菌都刮干净。水很凉，她的手指被冲得发白。
身后有人叫她：“樱井，军医部长要这些记录今晚十点前送到。”
“是。”她说。
她没有回头。
那些记录她看过了。全是数字。第几号“原木”，接种了什么菌种，存活了几小时，内脏切片的显微镜观察结果。没有名字，没有面孔，没有那个男人最后喊的那声“娘”。
她把试管插回架子上，用围裙擦了擦手，走进文书室。灯是日光灯，嗡嗡响。她坐下来，拿起笔，开始抄写。
八月就要来了。她不知道。
八月里，有些东西会结束，有些东西会开始。但她还不知道，在距离她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双城子，有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苏联女人正在收拾行装，准备用降落伞落到这片土地上，然后找到她，然后带走她，然后让她把此刻正在抄写的这些数字变成证词。
她只是埋头抄写。窗外的蚊子嗡嗡地飞，围着日光灯打转，撞到滚烫的灯管上，滋滋地响，然后掉下来，落在纸面上，翅膀卷曲，一动不动。
像很小很小的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