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月与澄》催更酒烂尾

1、浸月

　　一

　　九岁生日过完的第三天，周浸月被母亲带离了那座北方城市。她本不姓周，只是母亲带她离开后就将户籍中的姓氏改成了随母姓周。

　　她记得那天是周三。周三下午有美术课，她画了一幅画，还没来得及给哥哥看。母亲来学校接她的时候，她还以为是提前放学带她去什么地方玩。母亲站在校门口，穿着那件米白色的风衣，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表情和平常一样——平静，端庄，像一尊没有温度的大理石雕塑。

　　“妈，我们去哪。”

　　“回家。”

　　母亲说的“家”不是她和哥哥一起住的那个家。是火车站。她坐在候车室的塑料椅子上，怀里抱着一个书包，里面塞着她最喜欢的几件衣服、两本课本、和哥哥送她的那只毛绒兔子。她没有哭。母亲告诉她哥哥不要她们了。她没有信，但她也没有反驳。她只是把那只兔子的耳朵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指甲掐进掌心也不觉得疼。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北方的平原在暮色里变成一片模糊的灰色。她趴在车窗上往后看，好像在等一个人追着火车跑。没有人追，只有电线杆一根一根往后退，像一列没有尽头的省略号。

　　到了南方外婆家的第一个晚上，她睡在母亲房间里临时搭的小床上。半夜被雷声惊醒，下意识叫了一声“哥”。没有人应。她睁着眼睛躺到天亮，听到旁边床上母亲的哭声被雷声盖住，又被雷声漏出来。

　　那是她第一次知道母亲会哭。

　　二

　　外婆家在省会老城区的一个老旧小区里。三室一厅，外婆住朝南的大卧室，母亲住朝北的小卧室，她睡在由阳台改成的小隔间里。隔间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窗子密封不严，冬天往里灌冷风，夏天往里面钻热气。但好处是有一扇门可以关上，关上门就是她一个人的世界。

　　母亲很快成了这座城市的知名外科医生。早上七点到医院，晚上十点甚至更晚下班，一台手术接一台手术。周末不休息，节假日值班。母女俩同住一个屋檐下，但有时候一连几天都见不到面。每天早上周浸月醒来的时候，母亲的房间已经空了，床铺整整齐齐，像没有人睡过。桌上放着二十块钱，有时候没有。冰箱上贴着一张便条：“早饭在锅里，自己热。”后来锅里的早饭也没有了。再后来冰箱上的便条也没有了。

　　九岁半的时候，她学会了自己起床。闹钟响第一下她就睁眼，穿衣、洗漱、把昨晚剩的米饭倒进锅里加水煮成泡饭，配一碟剩菜，如果剩菜也没有就倒点酱油拌饭。吃完洗好碗，擦干净灶台，背上书包，锁门。

　　学校在小区外面那条巷子的尽头。从家里到学校走路十五分钟，要穿过一条窄窄的巷子和一个菜市场，菜市场地面永远是湿的，鱼鳞和烂菜叶混在一起散发着一股黏腻的腥味。她每天走这条路上学、放学、再上学、再放学。

　　一开始有同学问她：“你怎么一个人走？你妈呢？”她说我妈上班。同学又问：“你爸呢？”她顿了一下，说我没有爸。她当时的认知是：父亲和哥哥都在北方，他们不要她，所以在这个城市里只有妈妈。但她很快发现，她在这个城市里连妈妈也没有。

　　母亲偶尔在家的时候，不是在打电话就是在写手术报告。母女之间的交流以功能性语言为主——“作业写完了吗”“吃了吗”“早点睡”。母亲不问她在学校过得怎么样，不问她和谁交了朋友，不问她的喜怒哀乐。母亲只看她的成绩单——每次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如果排名在前三，母亲会微微点一下头，说“不错”。如果不是前三，母亲会沉默，那沉默比任何责骂都重。

　　有一次她考了第二，把成绩单放在餐桌上。母亲晚上回来看到了，沉默了一会儿，像是自言自语的说：“你哥以前考试总是第一。”周浸月把成绩单收进书包里，回到自己的阳台隔间，把门关上。她对着墙壁站了很久，然后把成绩单从书包里拿出来，撕碎，扔进垃圾桶。

　　这时她九岁半。

　　母亲每天的愤怒都会在晚饭期间发作。如果母亲在家吃饭，饭桌上永远是固定的流程。母亲问她的成绩，她回答；母亲问她的作业，她回答；母亲沉默，她沉默。

　　然后母亲会开始。一开始是说父亲——“你爸那个人，一辈子只知道工作，家里的事从来不问，你发高烧他还在外地出差。”然后是说哥哥——“你哥跟他爸一个样，你走了他一个电话都没打过来。我走前去学校找过他，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不想见你。十岁的孩子说出这种话。”然后是总结——“这世上的男人都一样。你以后不要依靠任何人。靠自己。”

　　这套程序每隔几天重复一次，话术几乎没有变化。周浸月渐渐发现，母亲不是在说服她——母亲是在说服自己。但九岁的孩子听不懂这些。她只知道妈妈说的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在她心里某个越来越厚的位置上。她开始相信——不是因为她愿意相信，而是因为如果不相信就等于承认母亲是一个骗子，而母亲是她唯一的依靠。

　　她不能怀疑母亲。所以她只能怀疑哥哥。但她心里有一小块地方，是母亲的话钉不进去的。那一小块地方藏着兔子，藏着周三下午的美术课，藏着一个在客厅里蹦蹦跳跳起舞的小女孩和一个握住她手教她画太阳的男孩。她不再去碰那一小块地方，但她知道它在那里。像一枚没有引爆的弹片，埋在很深很深的组织里，不痛，但一直在。

　　三

　　学校里的霸凌就那么开始了。

　　那是四年级下学期，班主任让每个学生填一张家庭情况表。她在父亲那一栏空着没写，老师让她填上“已故”或“离异”。她选了“离异”，把表交上去。第二天，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班。她不知道是怎么传出去的——也许是老师在办公室和别的老师说话时被路过的学生听到了，也许是某个课代表收表时多看了一眼。总之，不到一天，“周浸月没爸”就从一个事实变成了一句口号。

　　最开始是阴阳怪气。“周浸月，你爸是不是不要你了？”“周浸月，你是个没爸的野孩子。”那些声音在她的周围盘旋，但她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包括言语与身体上的反抗。她只是低着头写作业，一个字都不回。她当时的逻辑是：只要我不回应，它就会自己过去。它没有过去。它变本加厉。

　　五年级的时候，她的书包被扔进女厕所。她蹲下来捡，厕所的水泥地面湿漉漉的，书本从书包里散出来，粘在上面。她把书一本一本捡起来，用袖子擦干净。带头扔书包的那个女生靠在门框上看着，笑着问：“你妈知道你这样吗？”周浸月没说话，她只是默默的把书包里的东西装好，拉上拉链，站起来，走出了厕所。她没有告诉任何人。

　　当天晚上，母亲难得在她睡觉前到家。她躺在床上，假装睡着。母亲推开门，站在门口看了她几秒，然后关上门走了。她睁着眼睛在黑暗中，把被子咬在嘴里，不敢哭出声音。因为她知道母亲如果听到她哭，会问她为什么哭。她不能说。因为她已经在母亲的复读机里听了好几年“你要坚强”——母亲说的“坚强”翻译过来就是：不要给我添麻烦。她已经学会不给自己唯一的大人添麻烦。

　　六年级的一个下午，一切在那个下午发生了变化。那个女生当着好几个人的面推了她一把，她往后退了一步，后脑勺磕在黑板的金属边框上，发出一声闷响。很疼。疼得眼眶发酸。那几个围观的同学都在笑，没有人站出来帮她。她站在那里，背靠着冰冷的黑板，看着那个女生得意的表情。她脑子里某个一直绷着的东西，在那个瞬间断了。她没有打人，没有骂人，也没有哭。她只是沉默地看着那个女生，用一种完全不像孩子的、冷静到近乎冷酷的眼神，把对方的五官一个一个看过去。然后她拿起书包转身走了。从那天开始，她不再默默承受。

　　她用了一个月来做一件事——收集那个女生的所有证据。她不是调查她，她是观察她。她知道那女生在考试时会偷偷作弊，知道她偷过班里一个同学的生活费藏在笔袋夹层里，知道她用红笔在她不喜欢的那个老师的椅子上写谩骂的话。她没有告老师。她在等。

　　六年级下学期，学校开家长会。那个女生的家长坐在第一排，满面笑容。而在会议结束时，班主任与所有到场家长都发现在教室的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纸，上面详尽列举了这个女生的所有劣迹——从考试作弊时间到偷窃物品清单，从谩骂老师的具体话语到一张该女生与几个外校混混在校门口抽烟的照片。

　　那个女生后来转学了。整个过程周浸月没有和任何人说起。母亲照常早出晚归，在饭桌上提了一句“听说你们班有个学生转学了”。周浸月说“嗯”，夹了一筷子青菜，嚼了嚼，咽下去。低头继续吃饭。她那时十一岁。

　　“你不要学坏。”母亲说。

　　“嗯。”

　　“遇到事情告诉我。”

　　“嗯。”

　　那天晚上，她回到自己的小隔间，关上门。对着镜子看了一会儿自己。然后咧开嘴，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漂亮，漂亮到完美无缺。然后她把笑收起来，让脸恢复成一张空白的画布。

　　四

　　初中三年是她外在形象和内在真实割裂最严重的三年。她学会了随时随地调动自己的表情——对老师乖巧、对同学友善、对邻居礼貌。她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单亲家庭但心理健康的好孩子”，是“老师最喜欢的那种学生”。她能感觉到自己正在一分一秒地失去对那根线的控制，那根线连着的是她不断倾泻的愤懑、绝望、孤独与那摇摇欲坠的身体。

　　初二的某个深夜，母亲凌晨一点到家，推开她的房门看了一眼。她假装睡着。母亲看了她几秒，然后轻轻关上门。她听到母亲的脚步声消失在隔壁，然后整个房子重新陷入寂静。她翻了个身，从枕头下面摸出那只兔子。兔子的左耳已经裂开了一道口子，里面的棉花露出来，被她用创可贴粘了好几次。她把兔子放在自己脸旁边，对着它毛茸茸的耳朵很小声地说了一句话。声音太轻，连她自己都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可能是“你还在吗”，也可能是“我好累”，也可能两者都是。

　　那天晚上她第一次想到一个词。她把这个词写进日记里，又用笔重重地划掉了，划到纸张快要破掉，墨迹渗透了好几页。她不敢想这个词。但她知道它在等她。

　　初三那年，她在某音上无意中搜到了段瑶，那是她的堂妹，应该说曾经是，毕竟现在她已经改了姓氏。但她记得自己还是那个姓氏时，段瑶是堂姐妹中和她走的最近的那个。这么多年，段瑶的变化不大，一眼就被认出来了，某音上的个人简介更是坐实了身份。她不敢用自己的号访问，注册了一个新号，头像是一只猫。她小心翼翼地点进去，看到段瑶发的每一条日常：“今天大哥打球又赢了。”“大哥请我喝奶茶，加了两份珍珠。”“大哥说我的画有进步。”她翻到一张照片——一个穿篮球服的少年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侧脸逆着光。她认出了他，她知道这个少年叫段澄，段瑶的大哥，也是自己的哥哥，同父同母的哥哥。她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手机黑屏又按亮，再黑屏再按亮。

　　那晚她在被窝里用被子紧紧捂住自己，她在心里反复的问着自己——他为什么不要我？是我做错了什么吗？还是我不够好？如果我再乖一点，他会不会就来找我了？她问了一整夜，天蒙蒙亮的时候才睡着。没有人回答这些问题。只有窗户上结的霜花在晨光里慢慢化掉，像从未被说出口的话。

　　五

　　高中三年她住在舞蹈教室里。

　　不是比喻。她真的几乎是住在舞蹈教室里。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到学校舞蹈房练功，七点半去教室上课，下午放学回来继续练，一直练到晚上十点学校保安来赶人。她发现跳舞是一件很安全的事——所有的人体动作都是可控的，每一个肌肉的发力都可以精确计算，每一次旋转、跳跃、停顿都在她的掌控之中。这种虚幻的掌控感让她着迷，因为她的现实生活是失控的。

　　她的某音账号是在高一寒假注册的。她给自己取名叫“浸月”——没有姓，只有名。她特意避开了所有可能和段家相关的信息：身份证地址、本名、姓氏。她以为这样就不会被他看到。她怕他认出来，又怕他真的认不出来。第一条视频是她一个人在舞蹈室练舞的片段。有人评论说“小姐姐跳得好好看”，她的心在狂跳，但她的表情是关着的。她花了三年时间把账号做到一百万粉丝。但每次母亲问她在网上做什么，她只说“随便玩玩”。

　　母亲对“抛头露面”极其反感，她认为正经女孩子不应该在网上展示自己。所以周浸月的某音没有让母亲关注，她用的是另一个手机号注册。高二那年母亲偶然从同事口中得知她有一个粉丝很多的账号，回家后大发雷霆，说她“不务正业”“浪费时间”“让别人看笑话”。周浸月没有争辩，当着母亲的面把手机上的APP卸掉了。母亲走后，她重新下载安装，然后把手机藏得更深。

　　母亲从不在外人面前表露对女儿的严厉。在医院里，她是受人尊敬的周主任，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对待病人如沐春风。同事偶尔夸她女儿长得好看、舞跳得好、成绩也不错，她微笑着点头说“还行”。但她回家从不把别人的夸奖转述给女儿。她对女儿的夸奖永远只有一句“不错”。对女儿的批评则是长篇大论——“你看你这样像什么样子”“你跟你爸家的人一样倔”“你以后要是不靠自己，谁也帮不了你”。

　　有一次周浸月没有忍住，在饭桌上回了一句：“外公外婆不也帮你了吗。”母亲的脸色瞬间变了。不是愤怒，是一种比愤怒更深的、被戳到痛处时的剧烈痉挛。她把碗重重地搁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你学会犟嘴了是吗？这么大姑娘了整天在网上发那些跳舞的视频我就不说什么了，现在说你两句就开始顶撞了是吗？怎么越来越像段家的人。”周浸月没有说话。她拿起筷子，把饭吃完，端起碗碟去厨房洗了。水流声盖住了母亲的絮絮叨叨，也盖住了她自己的呼吸。

　　那天晚上她坐在舞蹈室的地板上，靠着镜子。跳了一天舞，膝盖上的淤青已经变成了紫色。她用手指按了一下淤青，疼，但疼得很清楚。她喜欢这种清楚的疼。因为只有这种疼是她能控制的。

　　她打开手机备忘录，点进那个叫“计划”的文档。第一条：“让他认出我。”第二条：“让他知道这些年我怎么过的。”第三条——她写了“不原谅”，后来又删掉，又写“要恨他”，又删掉。最后她打了个空格放在那里，没有填。

　　她不知道自己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她只是觉得，如果不去填那条空格，她会彻底失控。而她不敢想自己失控后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会与母亲彻底闹翻，也许会在某音一百万人面前彻底展示自己的另一面，也许会在某个加练到深夜的晚上从六楼舞蹈室阳台往外多迈出一步。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只有那份计划，是她和世界之间最后一道堤坝。

　　六

　　她用小号在段瑶的某音号了解到了他的很多信息。高考填志愿那天，她在电脑上点开段澄那所大学的官网，看了很久。母亲走进来问她填了什么。她把屏幕切换到另一所学校的页面，说“还在看”。母亲看了一眼，点了头，出去了。她在母亲关门之后把页面切回来，在第一志愿那一栏填上了那所大学的名字。北方，沿海，哥哥在的地方，也是她曾经的家。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把额头抵在玻璃上。窗外是南方夏天特有的潮湿夜晚，到处都是老旧的居民楼和歪歪扭扭的违章建筑，没有星光。

　　她不知道他能不能认出她。她不知道他这些年有没有想过她。她曾在网上搜过他的名字，出来的是几本小说的作者简介——“段澄，笔名沈默，青年作家，就读于某某大学经济系”。她看到“青年作家”那个词的时候，下意识笑了。他小时候握着她的手教她写作文，说“月月以后也要写东西”，她说我不要写我要跳舞。现在他写了，她也跳了。她忽然发现，她和他之间不是完全没有联系。她跳舞，他写作——他们花了十年时间，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她在填报结束前最后确认了一次志愿表。屏幕上的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都填了同一座城市。她把表格下载下来，存进加密文件夹，和段瑶空间里那张操场上逆光的背影照片放在一起。然后她合上电脑，走到阳台上，看着对面楼顶上那架不知谁的鸽棚。鸽子正在归巢，扑闪着翅膀一只接一只消失在楼顶的暮色里。

　　那个暑假，母亲和她有过一次沉默的对视。母亲坐在沙发上翻她的录取通知书，看了很久，说：“北方那么远。”

　　“嗯。”

　　“你一个人去？”

　　“嗯。”

　　“你哥在那里。”

　　这是母亲第一次主动提起段澄。周浸月的呼吸停了一瞬。“我知道。”她说。

　　“你想见他？”

　　“不知道。遇到了再说。”

　　母亲沉默了很久，然后把通知书折好放回信封里，放在茶几上。她没有说“不许去”，也没有说“你去找他就是背叛我”。她只是站起来走到厨房，打开水龙头洗了一个苹果，削好皮，切成两半，一半递给女儿。周浸月接过苹果，咬了一口，很脆，很甜。

　　那是她在离开家之前最后一次和母亲同桌吃东西。在餐桌上，她接过苹果的手碰到了母亲的手，母亲没有收回，她也没有收回。她们就这么坐着，没有说话。窗外的蝉叫得很大声，好像要替她们把所有说不出口的话都喊出来。

　　后来她一个人坐上往北的火车。母亲没有来送她。

　　七

　　她在火车上想了很多，她找了他十年，在每一个失眠的夜里反复构想他。恨意早已从最初的痛苦蜕变成另类的安慰剂——痛苦是她和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唯一的联系，一旦放弃，等于连同那位尚且懵懂却不得不坚强的小女孩一并否定了。所以在好不容易找到他之后，她只能选择继续“恨”他——恨他为什么直到今天都未在她面前出现，恨他为什么让她等了这么久，恨他为什么让她找得这么累。

　　因为她发现，如果不继续恨他，她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撑到明天。
　　有时她都不知道自己的恨到底有没有意义，对自己或者对他。如果没有意义，那自己这十年又算什么？
　　她决定去和他要一个答案，去那个他所在的城市，去那个她曾离开的城市。